两个军乱典型
方才看到有读者说晚唐的大头兵怎么那么有文化，知道邻省发生的兵变。
我在章节说里举了例子。
长庆二年（822）七月，汴州军乱，杀将驱帅。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浙西观察使窦易在九月听闻了汴州的这场兵变，十分害怕，担心浙西武夫跟着作乱，于是决定“散金帛以赏军士”。
他这个判断不是没来由的，而是作为一线工作的藩镇主帅的经验和直觉。
果然，在窦易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其实已经传入浙西，于是武夫们也跟着作乱了。
两个月就从汴州传到浙西，武夫们消息闭塞吗？
千万不要把晚唐的武夫代入其他朝代的武夫，他们完全是两类人。
晚唐的大头兵，一个月领2斛粮赐（1斛=斤），每年还领10缗钱、10匹绢左右的赏赐。如果有战争或远戍，还会加赏。
一年春秋发两次衣料。
军中定期比试，每年都有奖品发下，奖励表现突出的个人：金银饰鞍辔各二十具、锦一百匹、彩色绫一百匹、绯紫紬绫二百匹、色罗三百匹以及男女锦袍、银壶瓶、锦褥、紫绫褥之类。
在军中包吃住。不训练、不出征时，一天吃2升米面（注意，不是2升粮食，是米面），训练或打仗时，一天吃3升——这个标准北宋都没做到，明代就更不提了。
每个月都要有酒有肉。还记得泾原兵变吗？东出平叛的泾原武夫因为吃到的是粗茶淡饭，大怒作乱，拿箭射前来传旨的太监。
晚唐的大头兵还深度参与政治。
藩镇割据的体制下，亲党胶固，互相联姻，关系网四通八达。
一个在城门口扛枪的小兵，说不定就有亲戚在当衙将。
前文还举过例子，河北文人有一个赞美某个家族的美誉：“书剑双美。”
其实北方都差不多，程度区别罢了。
士人家族的成员大量投军，成为武夫，晚唐大头兵识字的比例是超过其他朝代的。
而且大头兵的家庭条件较好，亲党胶固之下，分享藩镇权力，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显著区别于其他朝代大头兵的地方。
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其他朝代的兵也大不一样，我读史书，发现很多跋扈的话是从小兵嘴里说出来的，而不是大将，说明他们的精神面貌不一般，思维能力不弱。
这其实是社会地位的折射。
当士人家族都大量投军时，说明这是个好职业，比较抢手。那么即便是小兵，他也不会多自卑，活得也不卑微，以至于过分自信，太过跋扈了。
而且这帮人是比较狡猾的。
德宗建中之乱时，泾原兵拥立朱泚当皇帝，但根本不听他的，只自己搞钱。朱泚真正能指挥的，只有幽州来的防秋兵和部分投靠他的神策军，你说坑不坑？被人逼着当皇帝，结果是拿你来顶缸的。
晚唐大头兵作乱，其实将领未必想跟着乱，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不好，自己就是顶缸的，好处都让底层武夫拿走了，坑得很。
朝廷也意识到了跋扈武夫这个群体，这些大头兵们才是作乱的根源，而不是武将、大帅。所以王式屠戮徐州银刀都，罗绍威请汴兵帮着杀魏博衙兵，闹事的真不是大将节帅。
最后奉送下幽州、汴州的典型军乱，让大伙品鉴一下：
长庆元年（821）7月，幽州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目不识丁这个成语就出自此人）。
军中公推朱滔之子朱洄为留后。
朱洄说我年纪大了，你们找其他人吧，不肯干。幽州武夫立他的儿子朱克融为留后。
朱洄：“……”
宝历二年（826）5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朱延龄。
乱军立朱克融次子朱延嗣为留后。
当年8月，幽州军乱，杀朱延嗣及其家三百余口。
太和五年（831）1月，幽州军乱，节度使李载义跑路，朝廷以杨志诚为留后。
太和八年（834）9月，幽州军乱，节度使杨志诚被驱逐，乱军立杨志诚部将史元忠为留后。
会昌元年（841）9月，幽州军乱，杀史元忠，推陈志泰为留后。
一个月后，又乱，杀陈志泰，乱兵立衙将张绛为留后。
直到张仲武担任节度使后，才稍稍稳定了一些。
前文提到的汴州军乱：
贞元八年（792），宣武节度使刘玄佐薨，朝廷派吴凑来当节度使，宣武军人拒绝承认，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
贞元九年（793）12月，汴州军乱，刘士宁逃奔京师，都头李万荣当留后。
贞元十年（794）7月，汴州军乱，奇迹出现了——李万荣成功镇压，他向朝廷检举，说这是刘士宁煽动的。
贞元十二年（796），李万荣病重，其子李逎代行职权，然后发生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