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自然是不肯从华的，虽然裴该给开出了“大将、辅国将军、使持节、江荆湘交广五州都督、彭泽县公”的价码……
然而王处仲原本就是晋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荆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在原本历史同期还要更高），则除了爵位稍增外，职务上不可能再提升了——换言之，华朝拿不出，也不想拿出更大颗的桃子来引诱他。
于裴该，这也是无法可想之事。想司马炎初受禅之时，为了酬答抬他上位的世家豪门，就一口气八公并置，其后因为连年动乱，洛阳朝廷（也包括后来的长安朝廷）更加滥封名爵，因此而窃居高位，或者骤赏显爵者比比皆是。
于是最终丞相也出来了，相国也出来了……司马越秉政后，曾经要求罢免宿卫中有侯爵者，谁料想殿中武官全都封过侯，出者略尽，他只好派何伦、王秉领东海兵数百人以实宿卫。这种烂摊子，华朝虽受晋禅，也不可能捏着鼻子全盘接下来。
好比说华朝开给张寔、张茂兄弟的价码，其实就未必超过了原本历史上张家的荣显。
且裴该也势必不可能为了羁縻割据或半割据势力，就让他们的名爵超迈过祖逖、陶侃、裴嶷等人啊，否则岂不冷了中朝将吏之心么？之所以他在改革朝廷架构、新置官署的同时，把品级制度和很多旧有名号也给变了，多少是因应此等现状而作的考量——让你们不好去比较。
不过，裴该把王敦和周访并列武品第三，且周访论加号还在王敦之上，就不能不说暗藏着凶心恶意了。
当然，王处仲虽然骄横，也不至于因为名位稍挫便拒绝裴该假模假式伸出来的橄榄枝。他之所以最终毁书绝使，自然也有相关形势方面的考量。
其一，我于晋为重臣，与裴该却少私交，而且一直游离在裴、祖集团之外，北伐也没出过什么力，那么一旦受了华职，必然不会被放入权力中心，甚至于还会逐渐边缘化。所谓“宁为鸡口，不做牛后”，这点傲气是必须秉持的。因为王敦不能仅仅为自家考量，他还需要考虑到家族和部属，我若只得虚名而靠边站，那些人能够落着好吗？
其二，华朝方关注于河北，对于江南是无力伸手的，则南军固不易北上与中原骑兵争锋，恃江而守，应不为难。终究北方未定，谁也料不到最终的结局将会如何，江南说不定还有北伐的机会，即不能成，也可保着司马睿做孙权。
于此结局，裴该自然早有预见。在他本心，是打算多等几年，待彻底平定北方后，利用祖逖和周访寿数皆不算高的机会，并吞其部，然后再建新朝，乃可一举灭蜀，复顺江而下直向建康。只是时局把他逼到了必须提前篡位的地步，那么黄河流域尚未底定之时，司马睿、王敦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不肯低头称臣。
况且正如裴嶷等人所劝谏的，倘若不急代晋，等到那个时候，江南一称臣，我家就没有借口伐灭之啦，恐怕六州之地，将成羁縻藩属！
反正我在中原奋战，本就完全指望不上江南的支持，能不多方掣肘，还是因为我把他们探出来的爪子先给剁了的缘故。那么即便司马睿、王敦不服，导致南北分立，以江南目前的状况，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北伐的，彼自保守，跟原本又有什么区别了？
而当我底定北方后，自可明命进讨，发兵平定长江流域。到时候就能够将最为腐朽的那票士人阶层彻底铲除喽——因为“永嘉之难”而南逃，且当洛阳规复还不肯北归的，如琅琊王氏等，你们就都别回来了吧！
是以虽然裴该在情感上是不希望再打南征之战的，希望天下可以尽快稳定下来，希望司马睿、王敦等肯于俯首；但在理智上，一则就此而收江南的可能性并不甚大，二则即便收了，也难免留下一大痈疮，要去绞尽脑汁慢慢地割——还不如你们不服，以便我将来犁庭扫闾，更易风俗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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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路程有远近，所以王敦最先接到华使，他在与钱凤等人商议，复又深思一夜后，便即毁弃诏书，驱逐使臣，同时行文向建康方面汇报。比他稍晚两天，建康也已得信，当时王导正在和庾亮对坐饮茶，得报不禁一恍惚，手中茶盏竟然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王茂弘素来镇静，即便风雷大作而其心不摇，则如此失态实属罕见。庾亮不禁蹙眉问道：“王公何所见而惊愕若此啊？”
王导随手便将手中书信递给庾亮，然后召唤仆役过来收拾残局，他自己起身告退，入内更衣。等回到案前的时候，庾亮也已经把信给读完了，正在手捻胡须，俯首沉吟。王导不禁苦笑道：“适才失态了，元规倒比某要镇定……”
庾亮缓缓地一摇头：“若非王公先动容，使亮有所准备，乍见此书，想必更为不堪……”随即叹息道：“此事也在情理之内，预料之中，奈何太急！”
王导也长叹道：“天下事大抵如此，若不防微杜渐，而由其自发，以为缓者必然疾生，使人措手不及……我方使纪思远（纪瞻）整顿扬州军务，未见起色，便闻此信。据传华使不日将至建康，当如何应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