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于东莞郡内的所作所为，是在温峤离开后不久，密报传到长安来的。
上奏的并非卞壸，也非郗鉴——那二位都觉得这不算太大的事儿，不必要惊动大司马，况且我等都在徐州，却不能加以约束和匡正，反而打小报告，这岂是君子所为啊？
再者说了，苏峻密遣部众下山抢掠之事，终无实证——因为是假冒的盗匪，而且来去如风，不留痕迹，郗道徽并没能擒住一个。当然啦，身在局中，是个人就能猜到是“公来营”干的——土匪的手法哪会有这么干净利落？而且只抢钱财、粮食，很少奸淫杀戮？
——这就是裴该在军中严行军法的结果了，无论强奸妇女还是擅杀晋人，同样都是斩罪，苏峻受其影响，也终究不敢太过放肆喽。
当然最重要的，既是盗匪，你蒙什么面哪？是生怕被人瞧出底细来吧？
既无实证，卞、郗便不肯将此事上报朝廷或者裴该，以免被人怀疑是同僚间的污蔑、倾轧，有损自家令名。
但于此同时，却有另一个人躲藏在阴影中，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全了苏峻的罪证，遣人密报长安。此人非他，正乃王贡王子赐是也。
王贡在青、徐之间密布眼线，正在谋划着把情报网朝黄河以北撒过去——这当然得自己来，不能靠程遐——所以苏峻的所作所为，必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裴该得报，不禁大怒，心说苏子高这是想干什么？这是土匪啊，是军阀啊！果然跋扈放纵，与史书所载一般无二。我还当历史改变了，他的秉性也会有所更易呢，不想才刚撒出不去到半年，就原形毕露啦。
便欲严惩苏峻。不过他也考虑到，终究相隔数千里之遥，行事很难稳妥，若是不慎逼反了苏峻，就怕徐州将瞬间糜烂——卞壸、郗鉴都没什么兵啊，而且论打仗，他们也远不是苏峻的对手。
于是便召裴嶷来商议。裴嶷道：“些须小过，文约何必如此震怒？且方命苏峻出征青州，若急惩处，是逼其反也，不可不慎啊。”
裴该瞠目道：“苏峻犯我军法，岂可不惩？倘若有罪不罚，军纪如何整肃？况峻之所为，一如割据，岂可放任不理？！”
裴嶷原本的想法跟卞壸、郗鉴他们是一样的，觉得不算太大的事儿。这年月武将领兵在外，别说抢掠百姓以充军实了，就算侵犯长吏、凌辱朝臣，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嘛，苏峻才做到哪儿啊。可是听了裴该后一句话，他也不禁悚然而惊，心说原来如此——
文约说得对啊，如今我家在东方，只有苏峻的“公来营”，因为悬远，所以很难控制得住，则若不能加以约束，一旦他势成割据，那可如何是好？徐州就完啦，我家在东方失去了立足点事小，动摇军中士气人心事大！
于是忙道：“王贡所奏，貌似为真，然而正如文约昔日所言：尧舜有德，为不偏听，桀纣无道，专信小人。倘若苏峻恶行是实，为何卞望之、郗道徽等皆无所奏啊？诚恐尚有内情，或有误会。今若不加甄别，不允分辩，即罪苏峻，实非正道。”
裴该听了这话，才略略消了点儿气，心说有理——王贡终是小人，谁知道他会不会故意诬告苏峻呢？对于特务系统的汇报，我若是不假思索，一律信以为真，那可真要酿成大错啦。
“如此，是否先将王贡所奏，传于苏峻，使其自辩？”
裴嶷说不可——“苏峻方征青州之际，遽得此奏，若所奏为实，必然惶恐，若所奏为虚，必然羞怒，无论是恐是怒，皆于军行不利。”顿了一顿，便道：“我意当急命司马，以探查并约束之。”
裴该于各营都设司马一职，作为情报官和军法官，同时也是他个人的耳目，并且在此之上，更要求营司马能够宣讲自己的理念，协助主将鼓舞士气，说白了，有点儿类似后世的政委。原本苏峻率两千徐州老兵东行，既然给了他一个营的编制，营中也是置有司马的，只是到徐州后不久，那位司马就因为水土不服（他本身不是徐州人，而出身关中），一病不起了。苏峻上报，请求自己在徐州老兵中自命司马，被裴该当场否决。
——你挑上来的人，那肯定跟你穿同一条裤子啊，则置司马的意义何在？
不过派谁去“公来营”担任司马为好呢？裴该一时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其后又碰上天子还洛、关中变法，以及儿子降生等大事，就把这事儿给耽搁下来了。
如今裴嶷提议，此事不可再缓，必须得赶紧往“公来营”中派驻司马，并且这位司马还不能空身上任，你得给他几百可靠的兵卒护卫，以免被苏峻轻易架空喽。
裴该不禁捻须沉吟：“命谁为好？”
他考虑了两三天，才刚有点儿想法，王贡又一封密报传到了。报中首先说苏峻奉了卞壸之命，已然挥师东去，基本上拿下了整个城阳郡，进而青州大儒郑林奉东莱郡守鞠彭之命前来联络，可是郑林离开“公来营”后不久就失踪了……怀疑为苏峻所害。
裴该又召裴嶷来商议，裴嶷不禁大吃一惊，说：“苏峻怎敢如此跋扈，竟害名儒！此事确实否？可命王贡查实了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