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缗当为古有——岂有因商致富而不纳贡赋于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税，二缗抽一算……”
缗是货币单位，相当于后世的“贯”，二缗就是两千钱，而一算，历代说法不同，有说指一百二十钱，有说指二百钱。裴该笼统言之，其实汉武帝的“算缗令”，是要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二缗出一算，对于小手工业者则是四缗出一算，此外私人拥有的车船，也要按数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户皆隐匿其财，导致‘告缗令’出，隐财者戍边，告发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风大行，商贾之家多破。这是涸泽而渔之策，短期内可聚敛大笔财富，却不利于商业之繁荣。若商不兴，如树木无叶，岂能长活啊？
“我今财用虽不足，却不重商税，且使商贾于流通时得利始征，无利不征，前此聚敛之财，也不强取……”
裴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而不象汉武帝似的，因财征税，也不管你这财产是好来的，是坏来的，是短期聚敛的，还是数代积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会引发无穷的阻力。而且这也使得工商业者不敢扩大生产规模，所得利润宁肯吃穿浪费掉，更不肯置换成车、船等运输工具。
“如此一来，有若农赋，丰年不加，平年不减，歉年可免，人乃乐于经商、作工，而其获利厚，国家赋税也丰，公私两便。且我与商者官，仍使为商，与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来刻剥百姓之虞啊？”
当然啦，这只是目前的状况，裴该是很想找机会把一两名成功的商人安插进自己幕府中去，专门负责制定商业政策的，就好比汉武帝朝的孔仅、桑弘羊等人那样。但他也知道时机未到，光给工商业者空头吏职，就已经引发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汉武帝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还不可能彻底改变哪怕只是一两名工商业者的地位。
再者说了，武帝时儒家才刚抬头，还没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直到汉宣帝，都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呢，如今可是经汉元、新莽、光武等数十代的哄抬，儒学已成主流，轻易摇撼不得了。
裴该说了一大套话，终归是需要喘口气的，隗瑾这才得以插进话去，说：“商贾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视，诚恐农人皆将释耒耜而逐商利，难免摇动根本……”
裴该笑问道：“卿以为，商贾之利几倍？”
这个问题笼统得有点儿没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该趁机就说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贾之利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则无数倍，难道农夫都将释其耒耜，商贾都将倾其珠玉，去立主定国不成吗？”
这几倍几倍的说法，原本出自吕不韦，他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国之利无数倍啊，当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该的意思，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世间能有几个？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风险便愈大，普通农夫，安能为之？人之秉赋有差，所适合之业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轻农，何至于望风而转业啊？固然，人往往惯见成功，而不见失败，若乡里有因商致富者，总会尝试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筹谋对策，或及时禀报朝廷，还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难道是仅仅要他们收取贡赋的吗？
“世间事，有利则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为，则唯垂手待死而已。国家为政，要在应天时、问风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导。今四方疲敝，百业不兴，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须堰河储水，若天雨导致储水满溢，再掘开泄洪可也。若旱时怕洪水，而不敢储水，又如何能够活到天雨之时呢？”
裴该这一是为再次声明，我如今重商的政策，是临时性的啦，临时性的，你们别太过反对。同时也暗示，倘若商业的发展影响到农业生产，我自然会收紧口子，而倘若还没有这种危机萌现，那你们也别求我改变政策。
他的话句句占着理，却又极其油滑，隗瑾虽然不大以为然，但一时也找不到下嘴之处，只好把话题给兜回来：“既然如此，裴公又为何要西贾输入银钱啊？钱之为物，只便流通，饥不能食，寒不可衣，非急需也。”
裴该转向张寔，问他：“请教张公，今西贾自西域输来，都是何物？”
张寔回答说：“多殊方异物，及马驼、毛皮、珠宝等。”
裴该点一点头，说：“若有西方种籽，张公可留意，是否能够种之于中国，可使多贡。马驼、毛皮亦皆可留，至于珠宝，也不能食，不能衣，不能为兵，非急需之物，可贬其值，命其输入银钱。”
然后才转过来对隗瑾说：“钱不能食，然可以易食，不能衣，然可以易衣，其于商业有大用，非珍珠翡翠可比。”
隗瑾问道：“若田地少产出，钱如何易食啊？桑蚕不繁盛，钱如何易衣啊？”
裴该笑着说，话又兜回来了，我也没说不重耕织啊，而且——“耕织者，小民之利，非士之利也，然而如今之士，多聚敛田土、奴婢，盛造庄院、坞堡，屯积粮、帛。市间诸肆皆空，而庄院仓廪丰盈，所为何故？隗卿可想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