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的高足，又曾受过其父兄的指点，或隶或楷，以及新兴的行书，皆为当世之矫矫者；试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长，把抄书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头。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当练书法了，难得的工作竟然能跟兴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
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玄亮不免于难，刘大连却靠着门客贺隰的劝说，先跑去吴兴王府上，托庇于吴兴太妃裴氏，这才能够逃脱钱凤的毒手。
贺隰，还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交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钱粮。只是如今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请求刘大连帮忙转奏。
江东士人之所以与洛阳政权暗通款曲，主要是对王敦不满——王茂弘还肯笼络南貉，王处仲却几无此心啊；而即便王导，也只知道拉拢贺循、纪瞻等老一辈而已，于其子弟，并没有太过下心思录用。
在原本历史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族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门第而已，则东晋政权宁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贺隰、纪友等辈，全都暗中怂恿家中尊长，说以如今之势，华军迟早渡江，咱们得欲做准备，才能保证家族的安泰啊。终究南貉、北伧，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该规复洛阳后，侨客不少北还，估计如吴兴周氏之乱还得多来过几场。南人想自治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找个依靠，则从晋还不如归华，对自家可能会更为有利呢。
终究如今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治理江南，咱们敷衍和架空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吧。
这种情形并不特殊，想当初谯周为什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败情绪，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矛盾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无法弥合，等到蒋琬、费祎、董厥、樊建等执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怎么可能会开心？
同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国家政权核心若在中原，则汝等既可来，我等亦可往，出出进进的，即便因为所居偏远而稍弱一头，终究不会被拉得太远，甚至于时间长了，还可能有胜出的机会。但若主客都蜷缩、拥挤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谋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