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暂时联起手来以自己如今的力量根本就难以撼动。我为了保障后路，就必须要弱化这一群体，而不仅仅是弱化一个司马睿！
故此，当刘隗请辞之后，裴嶷从屏风后面出来，叔侄二人相商，裴该就说了：“今聆刘大连之言，获益良多。我欲弱建康之力，应自王氏始，而不当使琅琊大王归藩，或扶持他王相拮抗，否则，恐反重王氏之权叔父以为如何？”
裴嶷沉吟少顷，便问裴该：“江东之事，文约所知必然比我详尽，今我有三问……”随即竖起一枚手指来：“琅琊大王果无野心者乎？”
裴该毫不犹豫地颔首确认：“琅琊王仁厚，唯思自保，无问鼎之志。”这本是历代研究晋史的学者们的普遍认知，是基本上可以保证的。
裴嶷又问：“南渡诸王，果无人可更替之么？”
裴该答道：“南顿王志大而才疏，若使更易，恐必悖离朝廷余皆不足论，皆庸碌之辈。且今南渡侨客，皆尊琅琊王，可与之拮抗者，唯东海王而已，惜乎东海王为琅琊王之子，且年纪尚轻，不能服众。”
裴嶷三问：“刁玄亮、刘大连可能善辅琅琊王，而制约王氏么？”
刘隗在临行前就表过态了，说有我和刁协等纯臣在建康，必要制约、分薄王氏的权柄，使琅琊王安为朝廷藩臣，为国家镇定东南，不起异心。但是他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裴该则不敢保证……在原本的历史上，那两位就是想压制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世家的力量，巩固王权，结果却可耻地失败了。
不过仔细再一想，刁协、刘隗为啥会失败呢？因为手里没兵啊，结果被王敦一谋叛，兵入建康，再加司马睿首鼠两端，他们便即束手无策了。如今形势不同，我只要命祖逖发数千兵马威胁江上，那王敦还敢起兵往建康去吗？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祖士稚若不死，估计王处仲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于是便他对裴嶷说：“若朝廷可为刘、刁之援，则彼等在江东牵绊王氏，当不为难。”你没见他们这回就顺利搞掉了庾亮么？
裴嶷点点头：“既然如此，还当从刘大连所请。”随即他详细地为裴该谋划道：“如适才刘大连与文约语，今日之形势，仿佛汉与吴、楚，然深究之，其实迥乎不同。建康之政，如吴、楚七国并力，而朝廷之力，远不如汉景，则若为晁错削藩之计，是反促江东之叛，且一旦事发，北征则腹心罹祸，南讨则胡势更炽，实非良策……
“梁司徒等劝文约谨惕江东，实为此前诸王之乱，嵇侍中之血染而不消，使朝臣无不觳觫、惊骇，恐怕其景复见……”
嵇侍中就是嵇绍。当年诸王争乱，东海王司马越裹胁晋惠帝往攻邺城，结果被成都王司马颖部将石超大破于荡阴，惠帝几乎不免。当时嵇绍为侍中，护持在惠帝车前，被叛军所杀，鲜血溅染了惠帝的衣襟。乱事平息后，宫人要浣洗血衣，惠帝流泪道：“此嵇侍中血，勿去。”
裴嶷的意思，诸王争乱殷鉴在前，所以梁芬等朝臣才会担心司马睿变成第二个司马颖甚至于司马伦，提醒裴该要早做防备。但是又该怎么防备呢？
“大司马（王浚）在幽州，割据自雄，不修职贡，而先帝反加其号，厚赐之，何也？只为鞭长莫及，羁縻之或可制约胡寇，逼迫之反促其反，乃不得不如此。再如汉高祖困于荥阳，而韩信在齐，请为假王，高祖勃然而怒，却为张良、陈平蹑其足，乃云：‘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封韩信为真齐王。汉高尚且屈己以就势，况乎我等？
“若琅琊大王实有野心，则不可逼迫而促其反；若实无野心，更当厚待之，使其能够制约琅琊王氏。是故我以为，一不可使诸王归藩，二不可别立他王相抗衡，反当重其名，使其有力量侵削王氏之权。”
裴该点头道：“我知之矣且待刘大连陛见之后，再与之详谈吧。”
翌日一早，刘隗便即觐见司马邺，献上贡品。裴该代天子接受贡单，来高声念诵，包括：越布百段、青瓷十箧、珍贝与明珠各一匣……基本上是送给裴该私礼的十倍，东西貌似不少，但仍然不符合司马睿藩王和丞相的身份。
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若求黄金千镒、锦缎万疋，司马睿也得掏得出来才成啊估计王氏家族扫扫仓底存货，倒不难凑齐；若求米谷十万斛呢，终究路途遥远，计点途中损耗，起码得派兵征役上千，并且打出两倍的富裕来……
所以就只挑了些特产：越布、青瓷都出会稽，明珠出合浦，至于珍贝，沿海各郡皆有。所谓礼轻情义重，关键是要表明拥戴朝廷的态度。
不过裴该念到最后，发现竟然还有孔雀一对！我靠这玩意儿可怎么养啊？如今天子局促于长安小城之内，连一亩地的园囿都没有，我得把这俩鸟搁哪儿才好呢？等到问过刘隗，才知道其实不成问题。
因为刘隗惭愧地回答说：“恐是不服水土之故，途中已双双病死……臣只得拔其尾上大羽，进奉天子……”
梁芬在旁边捻着胡须说道：“如此，可以饰衣，或者制扇，以使天子常念琅琊大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