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时，尚书省的结构还比较粗疏、原始，虽亦分曹理事，但职权划分远没有后世六部制时代那么明晰——二十三尚书郎守三十二曹（最多时候有三十五曹），即为明证。简单来说，六位尚书是各有其主管方向的，但仅仅方向而已，于细部并无明确划分，而且谁若是事忙，把本管事务转交给其他尚书处理，也属寻常之事。
于是乎绝大多数公文，就这么着落到了殷峤的案头。
主要就在于，他家世低、资历浅，不能跟那些世家出身的同僚相比。目前二仆射、六尚书中，除殷峤外，也就只有祖纳出身较低，但一方面祖士言本乃文学之士，就不怎么通晓细务，二来仗着祖逖之势，要为整个祖党统筹，遂于具体政事，并不怎么关心。
因而大家伙儿都觉得，殷尚书能者多劳，你多管点儿事是正常的嘛——论出身你跟那些小吏又有什么区别了？甚至于还不如大多数的尚书郎呢！
另方面殷峤既受裴该信重，得以显拔，他也不大瞧得惯同僚们的作派，本有主动揽事的倾向。只是这工作么，你只要揽上一回，那以后就都是你的了，多劳被认为是正常，恢复原状反易遭人讥嘲。殷峤终究根基浅，又生怕遭人捉着错处，再如李容一般被逐，那就有负于大司马的厚望了，就此不敢稍存懈怠之心。
只是心中难免郁闷，尤其正当秋赋征收和大军御羯之际，日常事务，更比往日冗繁，偏偏无人可以分劳。原本祖约还在省内的时候，虽说那厮私心较重，脾气也大，却肯任事，与乃兄大不相同。其后卞壸入省，也颇能任劳任怨，偏偏卞望之身体不大好，隔三岔五就会生场病……
殷峤乃思祖约，也盼望着卞壸可以尽快销假回省。
当然了，他更希望中朝也能如关中行台一般，真正分部理事，而且听说各部门专有衙署，各部掾并非如同诸尚书一般，坐一大屋子里一起办公……真要那样，别部门的工作，你就不好往我这里推了吧，而即便我想要主动伸手，也伸不过去啊，肯定要轻松多了。
只是行台可以模仿中朝制度，也可以别起炉灶，中朝制度模仿行台，则纯属天方夜谭。再者说荀邃也肯定不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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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先后遭到和济和殷峤呵斥的那名令史，名叫孙珍，是汲郡人，他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裴、祖北伐而改变，并未出仕后赵，做到太子詹事，甚至使“公卿以下惮之侧目”。只是年纪轻、门第低、资历浅，虽然走门路进入了晋朝尚书省，却屡岁不得升迁，仍然只是个九品令史罢了。
在被殷峤斥退后，孙珍黑着脸躬身退至堂下，同僚陈郡人张异迎将上来，低声问他：“如何？”孙珍叹息道：“和尚书不肯理，幸得殷尚书接过，然而……殷尚书案上公文，几乎过顶，则不知何时才能理会我所呈奏了。”
张异也不禁附和着慨叹两声，随即相约：“且待闭署后，请士圭去寒舍饮酒，或者可解愁烦也。”
果然当日晚间，二人便聚于张家宴饮，趁机互倒苦水。孙珍就说了：“本以为尚书为朝廷中枢，但得跻身其内，必有荣升机会，是故昔日倾尽家财，厚赂当道，始得入省。孰料省中事务更比他署繁冗，且历岁不得升迁……”
张异道：“倘若仅仅繁冗还则罢了，我等尚在青春，何惧劳碌啊？只是日受诸尚书、郎官斥喝，复为他署吏员所嘲，前进无门，后退又不甘心……真如曹孟德论汉中，此乃‘鸡肋’之职也。”
孙珍端起酒盏来咂了一口，点头道：“若皆如殷尚书一般，还则罢了……以我之言，不若斥退祖士言，而用其弟士少，复召李仲思、郗道徽来，与卞尚书，共理省事，国家庶可得治……”
张异闻言，眉头微微一皱，就问他：“李仲思还则罢了，士圭因何会言及郗道徽啊？”
孙珍苦笑道：“因其曾与卞尚书多年共事，卞公常言其能，想必不会如和、邓诸尚书一般，每日但安坐，且惯推诿塞责吧。”
张异点点头，想了一想，突然间凑近一些，对孙珍说：“如士圭所言数人，除祖士少外，皆为大司马看重之人啊。殷尚书即大司马私人，拔之于军伍之中、寒庶之家，骤然荣显，竟入台省。李仲思亦然，且今为大司马守御河东乡梓。至于卞公、郗公，皆为大司马青、徐之故吏……”
孙珍打断他的话，慨叹道：“我若早逢大司马，或者也能如殷尚书、李太守一般，得其青睐，即便不能身任尚书、守相，尚书郎或者百里侯总可做得。”
张异趁机就说了：“闻大司马在行台，唯才是举，不甚过问出身。即便高门子弟，若无才学，或不肯实心任事，多半闲散；即便我等寒庶之家，亦有荣显之望。然在中朝，以我等的出身，白发而入七品，恐怕都是奢望……”
孙珍已然有了几分酒意，恍恍惚惚的，并没有附和张异之言，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诚如君言，大司马所重者，皆能任事。方才所言，祖、殷、李、卞、郗五人，二仆射六尚书是为八座，尚缺其三，则以子奇看来，尚有何人适任哪？裴文冀自当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