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自己个儿都没啥吃的了。故而一方面多次向枢密省催粮，一方面上奏裴该，立下了最多三个月破敌的保证——过了这期限，我若无功，任凭处罚；而在这期限之前，该怎么打，你别来管我，且须供应我粮秣物资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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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家军所需粮草，主要经水路运往枋头，复自枋头经陆路而运向荡阴、安阳等地。坐镇枋头，总督粮运，并且护守粮道的，乃是少将魏亥。
魏亥何许人也？其实就是魏该，不久前方上奏，以己名冒犯天子之讳，而主动去了偏旁，改称魏亥。
裴该览奏，初时并不以为意——他本人并不在乎什么避讳问题，但我没要求，你自己主动上奏改名，以表忠心，我也没必要拦着不是？然而祖纳、华恒、荀闿等人却趁机上奏，给皇帝陛下“科普”了一遍避讳的知识，请求赶紧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裴该挺烦避讳的，他前世读史书、诵古文，就被这种花样折腾得不轻。好比说，《史记》记载，汉武帝时闽越发兵攻东瓯，东瓯向长安求援，太尉田蚡却不肯救，遭到中大夫庄助的驳斥；然而此事在《汉书》中，却记发言者名叫严助……这究竟是一人是两人？
其实是因为班固为东汉人，要敬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所以把历史人物的姓都给改了！
而且那时候很多材料显示，就连楚庄王都给改成了楚严王，郑庄公改成郑严公，庄周改成了严周，就此而有“老严学说”……
某些避讳，后人给改回来了，有些竟然就此以讹传讹，流毒千古。比方说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把恒娥改成常娥，最终又传成嫦娥；为避汉景帝刘启讳，把公子启方改成公子开方；为避汉昭帝刘弗陵讳，把公山弗扰改成公山不狃；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把蔡昭姬改成蔡文姬……
避讳这一礼俗，始于周代——起码之前无可考证——主要目的自然是明尊卑、别上下，以期维护封建礼法。但就跟后世乱改地名一样，这事儿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并且还可能造成混乱。故而裴该对此并不感冒，儒臣却反复劝谏，一定要他“守礼”。
裴该最终也只得退让，但是将出《礼记》中“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言，要求大家伙儿别趁机把古文和史书都给改了吧……好在历史上以“该”为名之人，貌似不是很多？
“该”字好说，本意为军中约法，后引申为完备、包容、广博，还没有后世应当之意，也不能作为指代词，且没有该欠之意——否则连日常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军中之约的原意，魏晋时就已经不用了，至于完备之意，本来便有个通假字为“赅”——后世本就有“言简意赅”之语——那么干脆连包容、广博也都转用“赅”就完啦。
好在按礼避名不避字，要不然连“文”、“约”俩字儿都不能用了……这可怎么改好啊？
问题是儒臣们还要求敬避先帝之名……裴该之父为裴頠，这字儿少见，无所谓；但其祖父为裴秀、曾祖为裴潜、高祖为裴茂，都是常用字，就很不好改了。东汉时曾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为茂，所以秀才就叫茂才；但到了华朝，若如此避世皇帝讳，便犯圣皇帝讳……再找个什么同义字合适呢？
以“荣”代“秀”、“茂”？以后乃有“木荣于林”、“百草丰荣”等语吗？似乎也不大合适吧。裴该就此以询群臣，饱学宿儒也不能答，才总算把这事儿给按了下去。不过他原本计划开科举，试秀才的，估计这词儿不能再用了……
裴该随即吩咐秘书卿郭璞和秘书监胡飞，要他们引经据典，就避讳问题写一篇论文出来，明其始源，道其不便，以期形成舆论风潮，尽量避免这一礼俗的扩大化。裴嶷等人是不知道，裴该可清楚得很，这避讳问题到唐以后越来越泛滥，搞得是多么的不堪。
因为魏晋以来，士人不但避公讳，而且还经常避私讳，到了唐朝，竟然将避私讳都堂而皇之写进了法律条文里去。比方说，倘若某人所任职务冒犯了其父、祖之名，就要服一年徒刑——父祖名安者，不得任职于长安；父祖名军者，不得担任军将。甚至于还避同音字，所以诗人李贺因为老爹叫李“晋”素，他就不能去考“进”士……
韩愈因此作《讳辩》一文，讥讽道“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宋朝更要命，每个帝王本名要连同音字都避，比方说宋高宗赵构，除构字外，还须避遘、媾、购、彀、句、够、佝……多达五十五字！这一朝十几个皇帝下来，你还怎么落笔写文章啊？！
宋代还算是明令避字的，唐代则“无讳训，听臣下随宜代易”。所以有人避李氏先祖李虎之名，改虎为武（虎牢关就此成为了武牢关），有人则改写为兽，或改写为豹，或改写为彪……那特么还是同一种动物吗？！
因此裴该命郭璞等人作文，就申明了几条原则，除“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外，还包括“二名不偏讳，更名不再讳，讳字从政令，明公讳而驰私讳，止讳一字不及同音”，把那些后世泛滥的漏洞尽量全都给堵上了——起码在我华朝，别搞那么多有的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