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綝时代的长安城，与其说是国家首都，还不如说是保护天子的一座大堡垒，因为他单抓军事，民政方面彻底苦手，只能无为而治。
所谓无为而治，是指秦州之事，一任司马保妄为，雍州各郡国之事，由焦嵩、竺恢等人专断；朝廷实际只能控制长安周边的六七个县而已，尚且长吏缺乏，只命主簿、功曹，除了收粮外，啥事儿都不管。
因此长安的财政状况才会始终不见起色，六七县之赋——还未必收得全——怎可能供应索、麴的数万大军所需？全得靠凉、秦、梁三州，和雍西、雍北各郡国的供输。而等到巴氐据梁，司马保断绝陇道，使凉州贡赋不通，再加上焦嵩等人亦谋割据，只是有一搭无一搭地送几车粮谷来应付差事，长安当即捉襟见肘，时常有断粮之虞。
所以在原本的历史上，刘曜围城才不过三个月，便“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曲数饼，麹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那么大一座城池，数万兵马所聚，竟连半年的储粮都没有……
裴该既入长安，就必须得改变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只是他也不可能凭空变出粮食来。从前的粮秣多由徐州输运，加上路途遥远，几乎把徐方给掏空了，难以为继；而祖逖在河南才刚开始恢复生产，还把大批物资用去重建洛阳宫阙，也没多少富裕的可以输入关中。好在刘曜已被赶跑，平阳方面暂时也不会向河西动兵——且有祖逖在河南牵制，只要牢牢守住几个渡口，亦可阻之于境外——裴该得到了一段恢复生产，筹集军粮的相对安稳的时期。
不过先不着急措手——因为再怎么努力，今年的秋粮肯定就这些啦——裴该先把诸尚书郎及自己幕中下吏撒将出去，到各县去勘察土地和民众的状况。等到出征始平、扶风归来，情报也搜集得差不多了，他才与裴嶷、梁芬、荀崧、华恒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秋后的生产计划。
首先是农，裴该把卢志父从华阴调回来，任命为京兆太守，让他先把长安周边各县的土地、民户数量、状况统计出来，规划生产。京兆九县，原本有户口四万，如今因兵燹而殁、流者超过八成，还不足一万户，空出了大片土地。裴该下令以建兴四年秋九月——收粮之时——为限，凡无主的土地一律没之入官。超过这个期限，即便本主回来，手持田契，那土地也跟你无关了。
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拋荒的田土当中，超过半数全都寄在各大豪门名下，这些豪门虽然大多落荒而遁，却总会留下几名成员护守祖业——就好比长社钟家，举族俱徙，还要留下一个钟声——官府前来勘察，这些成员就把田契拿将出来，说某处某处是有主的，不可妄收……
为此裴该，也包括他所授意的梁芬和荀崧等重臣，亲自出面，花了很大功夫与各家协商，软磨硬泡、恩威并施，要求他们把名下空有田契，却无人垦种的土地暂借给官家，期以十年。
裴该从前在徐州打土豪、分田地，在关中却不方便再搞那一套了。一则关中豪门甚多，虽然不比河南、兖、豫，比起徐州，尤其是淮南地区来，数量和等级则都要上一个台阶，裴该方欲安定人心，招揽关中士人，实不宜纯用暴力压制。
裴该骨子里其实很瞧不起那些世家豪门，那不但是一票恶心的封建食利阶级，而且其中八成以上都是蠹虫，对国家、民生毫无裨益。但社会环境摆在这儿，他同时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若要安民、定国，还偏偏离不开这些家伙……这年月识字率很低，别说平民百姓了，即便寒门士子，真能通读经史的也并不多。固然通经未必能任事，但若不读经，非但眼界不广、心胸不宽，而且光来往公文你就搞不定啊，怎可能做官为吏？
换言之，只有掌握了文字知识——先不管有用没用——才是命中注定的统治阶级，文盲国度是肯定建立不起来的。
所以裴该才被迫要和世家做一定妥协，至于扶持寒门，使其崛起以拮抗世家之事，没办法，总得等社会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再说吧。如今寒门中若有人才来投，裴该必然青眼有加，但要他自己跑乡下去寻贤，无益于大海捞针也。
其次就是百姓大多死散逃亡，剩下的数量太少，根本就掀不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裴该想煽动农民闹革命，也缺乏足够的基础啊……
因而只能向豪门商借田土，反正你们短时间内也雇不到人，垦不了地，不如暂借于朝廷。天子亲自下诏，尚书颁行制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这些田地的所有者还是你家，朝廷绝不会私行吞并。
当然啦，若等裴该势大，朝廷稳固，说吞你的田也就吞你的田了，只要把事端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同时得罪所有大族，还怕你等翻天不成么？
在这件事上，韦、杜两家做了表率。韦鸿既入裴该之幕，自不便轻易违旨，得罪上官，相反，他抢先站出来表态接受朝廷之命，会为自己乃至族人的晋身铺平道路。至于杜家，杜乂终究与裴该有亲，他本人又是个没什么主意的，裴该亲自前往探病，哄上一哄，也便欣然应命啦。
反正只是借嘛，又不是强占。而且若非裴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