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邵树德本意，草原诸部可以完全免税，因为真看不上他们那点财货。
内地一些地方同样如此。比如，朝廷压根不会从安西道拿走一文钱的赋税，甚至还多有补助，以加快地方建设。
被分成三大块的漠北草原同理，没必要用他们的钱。
但用不用是一回事，收不收则是另一回事。
流官、驻军、收税，是实控乃至主权的三大象征。
临远、无上、绥远三城镇守使分管军事，理蕃院派出的梅录分管民政，三城各有三千禁军屯驻，前两项主权已经行使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收税。
收还是要收的，哪怕象征性交一点，哪怕这些税最终还是用在他们身上，这个过程一定要有。
以杨爚为首的理蕃院系统，之前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草原征税方案，甚至具体到了某个部落要交多少牲畜、多少皮子。
方案做得很详细，说明几年下来，他们已经把漠北草原的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收取的税有点重了，基本是按照“什一税”的标准来的。短时间内或还好，时间长了定然出乱子——即便不敢造反，我走还不行吗？
“臣遵旨。”杨爚与几位下属互相看了看，决定回去修改征税标准。
穷一点的部落，交个十匹八匹马、牛、骆驼了事。
富一点的部落，略微多交一些。
作为赋税征收上来的牲畜，分送至三城，交由当地的梅录管理，作为官牧的补充。
官牧畜养的牲畜多了，就出售一部分至中原，换成茶叶、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再出售给草原贵人，所得钱财就留在当地，应付各项开支，比如向屯垦百姓购粮赈灾等等。
在圣人眼中，整个漠北草原的地位和安西道一样，是需要财政补贴的地方。
“太子有什么看法？”邵树德看向儿子，又问道。
“陛下，儿曾至大鲜卑岭巡视，草原诸部确实困苦。”邵承节说道：“五年西征，他们起码参与了三年，消耗极大。不少人甚至沦落为牧奴，为头人放牧，生活一落千丈。不然的话，阿保机也不可能煽动那么多人跟着他造反。而今财税改革，儿全程看下来，对汉地所施行的方案并无意见，唯觉草原赋税过重。今消其重税，儿觉得甚好，不过就是花点钱罢了，漠北那几十万人，朝廷还养得起。”
邵树德笑了笑，说道：“不错。做事不能只看小利，要有大格局。”
说穿了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富裕地区觉得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被朝廷拿去补贴他素不相识的人，心理肯定不爽。
不光中国如此，其实外国人也一样不爽。
以德国为例，富裕的巴伐利亚州交上去的税，要有一部分被政府拿去补贴原东德穷兄弟，开心吗？
但国家嘛，总是相忍为国。安西、草原、黔中等地，从财政来说，肯定是亏本的，但你能怎样？全部舍弃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阿保机畏惧王师，率众远窜，你觉得他会跑去哪里？”邵树德又问道。
“儿断定他向西跑。”邵承节说道：“一如鞑靼旧事。”
诸鞑靼部落的西迁，从回鹘崩溃那会就有了。
回鹘汗国的覆灭，对草原来说是一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汗国东部的契丹人、奚人先后崛起，一番较量后，奚人败北，沦为附庸，契丹南下蚕食唐境，东讨渤海，北伐室韦、女真，西征鞑靼、乌古、霫，不可一世。
或许正是契丹的崛起，导致三十姓鞑靼的骚动，于是一波又一波的西迁浪潮开始了。
而今契丹已为大夏所灭，鞑靼西迁的势头有所衰减，但总有些人不愿头上顶着一个官府，继续西迁。
正西走不了，那我就先向北，再往西，总之要跑路。
对这些人，邵树德的态度是如果原来没臣服的，随他去。
臣服了又跑的，派人追击，追不到就算了。
追到的部落，首领处死，部众一部分给出兵的部落作为酬劳，一部分发往辽东为部曲，一部分成为官奴，为三城放牧牛羊甚至种地。
总体而言，他的态度还是很宽松的。
部落西迁源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东边太卷了，他们明明实力不弱，却没信心留在当地生活。
西迁的部落，个个能打。历史上有与契丹人关系密切的部落，一口气西迁到乌克兰，还取得了统治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操蒙古语族的部落，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周围全是操突厥语族的部落，能打下一片天地，其实很厉害了。
让他们去吧，去了西边，因为人口劣势，最终还是会被同化，费拉不堪。而他们留下的空间，在事实上缓解了草原的人地矛盾。
将来大夏的子孙后代如果向西看，说不定还能拉上点关系。
“你这么肯定阿保机要往西跑？”邵树德仔细想想，觉得这个可能性还真不小。
“阿保机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