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了什么伤害，更要写得明明白白。
比如北宋王朝的三易回河。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太宗北伐燕云失败，无法夺回燕云建立防线保护河北，所以才会引起北宋在战略上的极大不安。
而三易回河原本是个工程，为了防止黄河流入燕云从而使得辽军可以顺流而下，所以北宋政府试图将其改道。
但是以黄河的体量，改道会造成难以想象的风险，这些风险是某些地方所不能承受的，于是这些地方的官员便跳着脚的反对。
而随着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愈发激烈，回河工程也终于摆脱不了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宿命，从而由一个单纯的科学的水利工程项目转变成为政治事件。
朝廷各方势力为了各自利益而不顾百姓死活，在回河事件上进行反复博弈，互相破坏对方的计划，哪怕以百姓生命作为献祭，也要击倒对方成功掌权。
最后，三易回河失败，酿成惨剧之后惨死的百万民众和流离失所的千万人悲惨的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他们，没有人在乎。
北宋官方对他们极为冷漠，毫不在意。
这让苏咏霖深为愤恨，这也是他无论如何也一定要灭掉南宋的一个原因。
而在修史的时候，这些事情能不写下来吗？
讲究一个为尊者讳的儒家史官当然不会写，他们只会用各种春秋笔法去修饰，去装点，试图让人们忘却这段历史和百万人命。
他们想得美。
在明国修撰的华夏全史中，这些都要明确的记录下来，记录下来那些所谓为国为民的“忠良之士”们是如何“为国为民”的。
如此才能揭露旧封建王朝的帝王将相们为了一己私欲到底把国家民族置于何地，到底把百姓置于何地。
如此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有助于苏咏霖彻底撕碎封建社会的温情面纱，将它的丑恶面貌大白于天下，让人人警醒，人人戒备。
有了这层关系在其中，苏咏霖觉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后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会那么容易。
国史司的史官们大多数成长于封建教育之下，多数都是原先金国、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国自己转职的史官还不多。
所以他们对于苏咏霖的这种要求感到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一个皇帝居然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这对于他自己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不过这些史官虽然在思想上比较保守，但有一点好处，听话。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观看自己的起居注并且获得成功之后，儒家史官们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皇权毫不留情的撕下来了。
于是他们很充分的发挥了老祖宗的精神，越来越听话了。
皇帝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做。
苏咏霖不管想做什么，他终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们当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命令在国史司内推行的十分顺利，这些有着专业素养的史官们对于政治斗争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于修饰，可要是不修饰，秉笔直书，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这远远不是苏咏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种全新的史观，一种全然不同于儒家史观的历史观。
为此，他抽出时间撰写文章。
花费了一些业余时间，苏咏霖写下了《记录历史需要为尊者讳吗》、《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从三易回河说起》、《我们的历史观念需要重新塑造》、《帝王将相家谱背后的民众血泪》等四篇文章。
这四篇文章里，苏咏霖初步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念。
然后以自己本身读史的感悟，对儒家史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将历朝历代所谓正史形容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他要以明国皇帝的身份对过往的官修史书进行最为凶狠且强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