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陕西大规模民变以来，大明朝中对弭平流寇的态度始终分“剿”、“抚”两派。崇祯帝性格刚烈，即位后一直奉行“剿杀为主”的策略，故此坚持强硬剿贼的地方官员诸如洪承畴、卢象升、陈奇瑜、孙传庭等文武均先后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杨嗣昌为代表的鹰派朝臣得受宠信。
去年四月，因张献忠、马守应及罗汝才等流寇东犯乃至南直隶，朝议皆以为要剿平流寇，必须先困其势，一如提壶打水，若壶破水溢，则覆水难收。杨嗣昌殚精竭虑，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作为“大举平贼”的指导性方针。大体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此外更有总督、总理随贼所向，专事征讨。
早在万历四十六年九月，由于辽东军费用度激增，朝廷便决议在每亩田地原有征收定额的基础上，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亩加派九厘税银。到了崇祯三年，时任兵部尚书梁廷栋请“乃于九厘外，亩复征三厘”，如此一来，截止本年，只辽饷一项，便增加至九百万两。
而今明廷因此“十面张网”之策需增兵十二万，兵费腾升。故而在崇祯十年改因粮为均输，照旧粮额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并加征银一分四毫九丝，全国上下合为三百三十万两，称为“剿饷”。
辽、剿二饷统共征收一千二百余两，于百姓而言自是严酷盘剥，反观明廷，压力亦不算小。迫于现实，考虑一味剿杀成本过大，崇祯在与阁臣、心腹讨论磋商后，最终定下“剿抚并施”的策略。
实际上，杨嗣昌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定对于流寇，只有除恶务尽一条路。最初卢象升受诏北调，推荐候补人选时，杨嗣昌准备推荐第一人选的是现任四川巡抚、以酷烈著称的傅宗龙，但不想熊文灿走了宦官的路子内定了席位，他才临时改荐。
虽然表面上看杨、熊内外同气连枝，但二人的对付流寇的立场其实南辕北辙。熊文灿不善将兵筹谋，短于征战，故此从东南调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广、河南着实信心不强。崇祯十年九月，他在上任途中路过庐山，与善僧空隐和尚曾经有过对话。当时空隐直截了当说：“公误也。”并以“公自度所将兵足以制贼死命乎”、“然则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连问，熊文灿皆不能答。最后只能当着空隐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抚”策奏效，甚至表示若最终成功，愿意余生削发为僧。但空隐也摇头说出“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抚之诚善，顾流寇非刘香比，慎之”的话。
熊文灿本希望以在福建招抚郑芝龙的经验继而招抚流寇，但这样的想法即便是被招抚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张献忠就笑着对部属说过“此欲芝龙我也”、“是欲刘香我也”之类的话。他能明白，对熊文灿的心思，杨嗣昌等人也不会瞧不明白。
所以，在朝廷方面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压力下，熊文灿不可能做到对所有流寇一视同仁，尽数招抚，不得不接受“抚”中带“剿”的现实。但是这种“剿抚并施”的策略却没有一种统一的尺度或者标准，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下各地主“剿”与主“抚”的管理，包括熊文灿在内各地巡抚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分别去“剿”、“抚”。
换言之，一家流寇能否被朝廷接受招安，不靠别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私情门路。这也是当初赵当世选择接受张献忠的邀请的关键所在。过了这村没这店，那时候若不接受招安，很有可能就此错过机会。
相对的，流寇中有人被“抚”，就得有人被“剿”。随着刘国能、张献忠、赵当世等大寇先后受抚，明廷取得了楚、豫间博弈的主动权，加之近期陕西的李自成亦势衰，明廷实无必要继续糜耗财力精力去招抚那些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流寇。更进一步说，在明廷的计划中，如马守应、罗汝才等辈，是要除掉的。
张献忠能降，马守应等又何尝不想降？但事实很残酷。
二月，混十万马进忠等部败于郾城。三月曹操罗汝才等十余家大败于光山、固始间。四月老回回马守应等部再败奔逃，马进忠本人头中一箭。四月马守应、马进忠等分别向湖广、河南方面官军请降，均遭拒绝。本月，河南方面复行进剿，马进忠等逃散，后会和唐县。自崇祯十一年伊始，尤其在刘国能、张献忠等投降后，马守应、罗汝才乃至小一级别的流寇票帅们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很有可能遭到了抛弃，遭到了朝廷的抛弃，也遭到了昔日袍泽战友们的抛弃。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度对侯大贵面露凶光。他们不忿，他们忧惧。
既然一时半会儿降不了，那么为今之计只能继续抱团取暖。罗汝才自己降不了，又为防止手底下人被他人勾诱，分化军势、动摇军心，故下达了除他以外严禁所有人私自与官军接洽的军令。贺锦、蔺养成、李万庆、刘希尧又如何不晓得这规矩，面对咄咄逼人的常国安，他们哑口难言。
当其时，常国安将刀沉沉放在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