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掉脑袋。”
万勇听他这话，却笑了：“我说老罗，你怕啥？昨日那生死劫都渡过了，还怕什么掉不掉脑袋的？”
谁知罗威却一本正经道：“话不能这么说，正是因渡过了昨日一劫，这命才更金贵了不是？”
三日后，赵营全军从营山县开拔。
对袁韬一战，结果远远超出赵当世的预计。
赵当世原本的计划是将袁韬打残，使之无力与赵营相争，然而再利用袁韬余部在营山县的势力，阻隔保宁府境内的官军南下袭扰，从而确保赵营撤出营山县的安全。谁想，首先是郭如克阵斩袁韬，而后又是覃进孝一孤军之力歼灭了对赵营威胁最大的张奏凯部，赵营出川之路瞬间通畅不少。
郭如克的战功，无可厚非，既是份内之责，又超额完成了任务，立一大功。覃进孝这边，就存在争议了。直白说来，对于覃进孝的逾矩军事行动，营中主流分成两派。一派持肯定态度，认为覃进孝能审时度势，立下汗马功劳，值得旌表。另一派则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认为覃进孝罔顾军令，擅自行动，看似功臣，实则功贼。前一派，以昌则玉为代表，认为覃进孝虽有冒进之嫌疑，结果却大利于军，有功却罚，恐失众望。后一派，以侯大贵为代表，坚持应该严惩覃进孝，以儆效尤，否则军中条例，将成一纸空文。
两派在善后总结的军议上唇枪舌剑，辩论不下。赵当世经过仔细考虑后还是比较倾向于昌则玉的看法。诚然，覃进孝孤军深入，的确置军于险地，甚至忽视了郭如克及赵营本部的安危，但至少从结果上看，得到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毫不保守的说，张奏凯这一死，赵营出川的时间至少可提前近一个月。因为单纯靠着袁韬余部，赵当世没有十足的把握牵制住官军，一旦张奏凯联合夏时亨等尾随过来，赵营还是得想方设法做个了结。如此一来，拖延出川时间事小，一时半会儿摆脱不开，甚至会引来其他地区官军的围剿事大。张令、谭大孝、孔全斌等元气犹存，都是有可能追击上来的，更遑论在夔州府静观战局之变的各部官军了。
所以，张奏凯的死，战略意义大于战术意义。没了他，官军在川北就失去了主心骨，失去了一个勉强可以协调各部统筹战局的角色。这对于赵营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利好。
赵当世对人，有赏有罚，赏罚公正。最后，他一锤定音，覃进孝这次擅自主张的军事行动，的确有违军令，但若理解为对战局机会的把握，罪有可缘。且因收获巨大，所以功罪相较，功大于过。论功行赏，仅排在郭如克之下。
有人还提起杀俘不详的罪责，赵当世对此一笑了之。首先，覃进孝有点小聪明，在利用俘虏时是作为作战“先锋”来使用的。这可就与单纯的屠杀俘虏有着天壤之别。他这么安排，实质上就把这些俘虏吸收成了战兵。他是主将，怎么打是他的权力，人死得多了，也只是指挥问题而非滥杀俘虏的原则性问题了。且从战后覃进孝吸收未死俘虏为兵的举动来看，前后呼应，无可指摘。再者，一旦俘虏多出本部的供养能力或是控制能力，杀俘之事，实乃常态。军队纪律的塑造要一步步来，是经济实力、部队章程、兵员素质等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绝非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可以规避。赵营现在尚不能做到严禁屠戮百姓，何谈善待俘虏？一味急于求成与揠苗助长无异。
对于这个结果，覃进孝自己还是满意的。他一战成名，名声大噪，在官军中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侯大贵与徐珲，营中也四处流传着对此战的议论。他嘴上不说，其实心中窃喜，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一战最出风头的必定是自己，至于要不要那个表面上的头功，无大干系。
他没意见，旁人自更无言语。侯大贵虽然不爽，但毕竟与覃进孝没什么直接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死咬着他不放。况且赵当世已经拍板的事再去说三道四、满腹牢骚，自找不痛快吗？他之所以要怼覃进孝，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敲打作为自己参军的覃奇功。现在目的基本上达到，他也见好就收。
在袁韬以及李效山等人的营寨中，还是搜刮到了不少资财，全部没入军中。除此之外，杨科新等等从袁韬军以及张奏凯军投顺过来的人数，林林总总加一起，也有将近千人。这些人，赵当世还不准备处理，暂且编入青衣军不提。
做完了善后工作，赵当世急不可耐地继续东进。时间对于他而言，永远不够用。
二月底三月初，赵营兵马相继进入渠县境内。这条道，赵营曾今走过，轻车熟路。赵营在上游渡过渠江，在宕渠山逗留了五日，等山路上春雪渐融，方翻山而过。自从跋涉过渠江及宕渠山，赵营的行军路线有所改变，不再向东，而是转向了北面。
此前，军中一直存在声音，认为可以穿过重庆府，转进湖广，但这个提议被赵当世否决了。他否决的基本论点有三：一、路不好走；二、石砫宣慰司；三、施州卫。
这三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重庆府内水网密布，尤其还要横渡大江，沿路关卡汛口不计其数，其中存在风险与艰辛可想而知，通过这条路，就如同通过一个筛子，以赵营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