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北京，也足称奋三代余烈，厚积薄发得来的重大战果了。
多尔衮刚斗倒豪格等政敌，迫切需要一场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注意力以及争取一份大战功稳固自身权威，内心十分赞成范文程的观点。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暂时没有公开对此做出反应，范文程于是去盖州汤泉养病了。
过了两日，多尔衮听说北京失守，不再犹豫，瞬间感到向关内进军刻不容缓，将刚刚抵达盖州的范文程连夜叫了回来，讨论军事。范文程当然极力主张发兵，且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判断兴起过快的顺军大有可能尚未完成立国所需诸项秩序规制的建设，其本质还是松散的流寇，这样的对手全凭一口气坚挺至今，一旦受挫，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管理，气势必然一泻千里，是以“可一战破也”。
范文程的话让多尔衮坚定了入关的信念，两人继而论及往后的战略布局。范文程提出要分三步走，一为取关东土地，二为夺得北京，三为进取天下。取关东土地，是满洲人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浴血奋战的目标，数十年的未竟之业，却短短几日就在多尔衮的手上完成，不得不说是多尔衮的运气。夺得北京，则是多尔衮与范文程对于此次入关的共识。而第三步，纯属多尔衮的愿景了。
范文程亦知按清国目前的实力，谈进取天下为时尚早，又不忍打击多尔衮的勃勃雄心，便轻描淡写说道：“国家止欲帝关东而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打了个官腔。然而，这样的话听在如今摩拳擦掌的多尔衮耳中，激励不减，出兵大明之事遂敲定。
四月七日，多尔衮祭庙，随后全面动员兵马。九日，满洲、蒙古八旗三分之二兵力加上汉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共计十余万人出征，此等盛况在其时的清国臣民眼中亦“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清军十九日至辽河，多尔衮询问了随征的洪承畴一些有关顺军战斗力的事。洪承畴先说清军“天下无敌”，顺军乃“流寇可一战而除”，拍完马屁接着提醒他“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洪承畴曾先后在中原剿寇、辽东督军，对清、顺、明三方兵马实力都有直观了解，如此而言虽有意保守，但至少表明，李自成部署在北直隶的十余万兵论战斗力并不会比关辽军差多少。
多尔衮闻言肃然，对此战不敢掉以轻心。洪承畴往后又提到清军入关有几点必须着手进行的事宜，比如宣传为大明复仇以降低百姓的抗拒、禁止往年的劫掠行径收拢人心、规定赏罚条律鼓励兵士等，多尔衮都一一采纳。
清廷此前多次招降吴三桂未果，多尔衮摸不清吴三桂的心思，所以为了避免与关辽军纠缠以至于同时面临顺、明双方的压力，一如既往向北取道蒙古诸部绕过山海关，沿途借住蒙古部落村庄，打算从墙子岭一带进密云县再去北京。这样做既能避免与关辽军交战，也能缩短到北京的距离，更能出其不意打顺军个措手不及。
多尔衮没有想到的是，十五日，大军将至翁后，却在不期遇见了吴三桂的使者杨珅与郭云龙等人。杨、郭两人向范文程述说了请求援兵之事，言语极为谦卑，以“乞师”代称。范文程将吴三桂的信转交给多尔衮，说吴三桂“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多尔衮虽然大喜过望，可还担心是宿敌设下的圈套，颇有些将信将疑的意思。
只是山海关的五万关辽军投顺对多尔衮的诱惑太大，若吴三桂真愿意合作，那么自己击败顺军夺取北京的希望无疑大大增加。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即便存在风险，多尔衮并不打算放弃。他立刻转军改道前往山海关，十六日抵达西拉塔拉时为了保险起见，给吴三桂写了回复信，并让郭云龙和自己的妻弟先去山海关通传消息，安定吴三桂之心。这才有了郭云龙突然回到山海关的这一幕。
清军改变行军路线后，向着山海关兼程进发，十九日到锦州，二十日到连山。今日，二十一日，其众已击溃顺军唐通布防北面的兵马，进驻山海关的威远台附近。
“大王既到关，何不速速引军来会，共破闯贼？”城外战鼓咚咚直响，吴三桂轻轻跺脚，面色焦急，“闯贼攻关在即，我军守住石河正面防线，大王再驱兵北袭闯贼腹背，一战可定乾坤，还在犹豫什么？”
郭云龙听了这话，从袖子里摸出一封信，递给吴三桂道：“吴爷，这是大王给你的信。”
多尔衮的妻弟这时候淡淡道：“吴爷看了信，再点个头，大兵即刻就到。”
吴三桂满脸不耐地信，可是才看两眼，脸色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