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军纪，士卒斗殴致重伤，伤人者即论死，所在行伍皆连坐，更不必提当下黄某殴杀了自己的上官梁某，所以黄某垂头丧气，显然已经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与他一并跪着的涉事兵士也全都愁眉苦脸，因为他们中情节最轻的受罚也要至少杖责二十。
不过，杨绍霆的犹豫在于，黄某的意气来自对梁某踩踏红册的愤慨。换句话说，倘若罔顾此情节，径直将黄某处死，或许会对其他兵士对于红册与赵当世的权威产生冲击。
“黄某一心维护《当世恒言》，以至于昏了头脑，并非蓄意杀人，是否可酌情处赦死？”杨绍霆一句军纪与红册如何抉择的提问令现场气氛一时陷入凝结，久久无人回应。过了好一会儿，一冲营中军官郎启贵试探着小声支吾。黄某怎么说是他营中兵士，寻常冲突，营中可以自己料理平息，但若定了死罪，性质可就重了。后续必须正式呈报文书给统权点检院备案，事情传出去，一冲营上下也脸上无光。
“军法如山，绝无通融的道理。”刘孝竑干脆利落地说道，“今日纵容，明日纵容，法令无威，遂形同虚设。”
“可是红册......”郎启贵还想挣扎，欲言又止。
刘孝竑道：“事情的争端是为了红册，可结果却与红册无涉，切莫本末倒置。”又道，“倘若因红册酌情，那我想问问郎中军，这个酌情的度，该当如何定呢？”
“不如......不如赦免了黄某的死罪？”
刘孝竑笑道：“要是仅凭你我几句谈话，就定了黄某生死，如此草率，这可不是重视黄某的性命，反而是大大的将他性命漠视了。”接着说道，“我再问问郎中军，假设今日被殴杀的并非梁某一个把总，而是营中的哨官甚至，嘿嘿，甚至伤及了你中军官和闵统制，借红册酌情，何以处置？”
“这......”
刘孝竑等郎启贵回答，见郎启贵脸红了泰半却无话可说，便道：“郎中军有顾忌很好，正是因为想到了此事难以回避的关窍。”
侯大贵问道：“什么关窍？”继而猜道，“是否因军法全是白纸黑字，但酌情全凭各人的心思猜度，没有权衡的标准？”说完暗自窃喜，但想自己在统权点检院学习的大半年到底有所成效，有朝一日终于也能在这种话题里头占据一席之地。
刘孝竑脸色肃然道：“说对了一半，不全对。法纪有着明文编写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只是一个个墨印字句。之所以能约束人，不单单因其有明文规定、凡事均有据可循，更因其有后盾为支撑与保障。比如，若有目无法纪者藐视《大明律》，则有官府缉拿处罚。换成我赵营，若有触犯军法不服管教的，最后依靠的乃是我等秉公执法。先有我等执法遵守军法，才有兵士相随受制遵守军法。否则我等与那些拿《大明律》当一纸空文的王公贵胄又有何区别？诸位都受过那些自私自利之辈的苦楚，必不想自己最后也变成他们的一丘之貉吧？”
侯大贵心有所悟，点着头道：“‘以身作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等负责论刑的人尚且徇私枉法，往后有何底气要求兵士百姓遵纪守法。”随即瞅了瞅敛声不语的郎启贵，“你听到了吗，要是你酌情，没给黄某他们定罪，得先把自己的罪给定了！”
刘孝竑淡淡道：“这是一点，刚提到《大明律》背后有朝廷、我军军法背后有赵营，那么根据红册酌情，背后支撑是什么？红册？统权使司？统权点检院？还是......还是主公？”
侯大贵笑道：“我看过红册全书不下百遍，里面可瞧不见一字一句说伤人者拿着红册当挡箭牌，可以为自己脱罪的。”更道，“就算把编书的老偃、书里的主角主公都找来，料想他们也不会同意借己之名为罪人开脱。”
郎启贵脸色通红，赶紧躬身道：“郎某才疏学浅，学习红册的功夫还远不到家，今后需要更为用心才是。”
“你还太嫩了，不如学着我，下个决心去统权点检院住上一年半载，等出来的时候保准对红册内的道理滚瓜烂熟。”侯大贵拍拍郎启贵的肩膀，手上力气太大，打得他人都咳嗽起来。
杨绍霆这时道：“那么还是按照军法，将黄某处死，其余人论罪，该降职的降职，该杖责的杖责？”
刘孝竑思索了片刻，复道：“我想了想，红册这件事毕竟有些特殊，军法当然不能废除，但后事料理，可以做的漂亮些。”
“请大点检示下。”
“适才简单讯问，黄某前两年刚婚配，去年底更添一子，如今妻儿都安置在范河城。他妻身有残疾，无法干重活，平素里只能靠针线活聊补家需，一家里外开支都仰仗黄某在军中卖命的例银。黄某死了，其妻及一襁褓幼子定难以为继。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但黄某动机单纯，罪不及家人。于公，法不容情，但于私，我等大可以个人名义周济他家人。这样做，既保证了法度，也能为赵营及主公挣名。”刘孝竑慢慢说道。
杨绍霆一拍手道：“对，我等私下关照他家里人，自与公法无碍，而且奉主公之名行事，援引红册内容解释，一切都顺利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