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让他们快快训练出我赵营自己的炮手。”
“属下领命！”何可畏悻悻而言，随着也将棉花重新塞实。
几门炮清膛部署完毕，继续发射，每轮炮发，即有兵士立刻飞马而出，测量射程距离、炮坑深浅及离靶子的偏移程度等等数据，一一上报。几轮测完，只看用固定的炮身打击固定靶子，结果总体还是令人满意的。
赵当世赞许了几句，又鞭策了几句，何可畏等人答应不迭。何大化和劳崇汉、陆朴一、葛海山都转过来拜见赵当世，赵当世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后道：“如今大炮铸造十成八九，至于炮车，以助位之能，必然无可担心。”
“多谢主公夸赞，属下等不胜欣喜，日后必将更加勤勉，不负主公厚望！”葛海山作为代表回道，“但属下等在制炮期间，还讨论出些看法，希望向主公汇报。”说着，将视线转向何大化与劳崇汉。尤其是何大化，因为本身具备军事方面的知识，不但参与到了制炮，这两个月来走访襄阳府、郧阳府各地，对赵营军队兵种构成的调查分析，总结出了自己的观点。
“先生有何金玉良言？”赵当世笑眯眯问道。
何大化向赵当世行了礼，寻即道：“鄙人所见，今军中火器之众，少则三四成，多则五六成。如郧阳府徐统制效节营兵，操持火器者乃至七八成。火器凌厉，毫无疑问，可若使兵士空得武备而无合适的训练与战术，只怕无法完全发挥军队之战力。”更说道，“向日鄙人专程前往郧阳府，从徐统制往军中一观，但见步炮疏离、行伍呆板，对付全无章法之敌尚可，倘遇灵活善变的狡诈之辈，极易给彼方可趁之机。”
“此话何解？”
“今军中火器战术，统一为铳炮居前齐射，敌军若以锐卒、铁骑用命冲锋，我方一铳换三矢，大大劣势。待凶敌俟及近处搏杀，则阵型虽厚难以阻拦，兼笨拙臃肿难以调度，立时无能为力。换以战车巩固，更是简陋缓慢，颠簸如浪，实自缚手足之举！”
在赵当世听来，何大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明军的待命阵型整体而言实心方阵为主，所以装配火器比例较高的部队大多惯结空心方阵，以求能做到快速变阵并四面张射，阻击敌军。但变阵时因为令行禁止不到位，几乎所有的铳炮手都会尽力向外围从而使得整个方阵的面积短时间内膨胀数倍。
这样的战术主要是由前期对付塞外蒙古诸部时发展而来，情况发生在空阔平原尚无大碍。可自从流寇起、满洲兴，明军与他们作战的主要战场则往往发生在多山狭窄地带，大阵难以布开，只能迁就地形，分散成各个小阵各自成组。
理论上各小阵间可以互相提供火力支援，以防敌军趁隙而入，但实际考虑到铳炮最大射程普遍远于弓弩，故为防止火力交叉误伤袍泽，只能增加小阵与小阵相隔的距离。尽管明成祖朱棣曾说“两军相对，胜败在于呼吸之间，虽百步不能相救”这样的话告诫将帅临阵不要轻易分散兵力，然而时过境迁，为了发挥火器的最大效力，此等“祖训”亦早给只顾倚仗“火器之利”的各部明军抛诸脑后。
徐珲出自北方边军，沿用的火器战术大多继承自前朝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果。戚、俞所处时代，塞外骑马各部乃是明军主敌，是以尤其热衷使用乘载火器的车营车阵拒敌。指挥车营、骑营、步营协同合作，内中操持火器的兵力超过半数，并在战斗中将他们布置在阵线前列以便形成最猛烈的火力。
戚、俞在时，这套战术得心应手，无甚纰漏。可他俩死后，继任的大部分明军将领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夫，只会骑马射箭，对兵书上的内容实则一知半解，往往只能照猫画虎，学个三四分相似便可。如此不思进取，后继无人，明军火器部队战术自然乏人推动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
此等作战方式对上分散而战塞外骑马各部能受到良好效果，只是数十年过去，明军面对的敌人已不是当年那些机构松散的鞑靼各部，而成了组织严密的满洲兵及狡猾善变巨寇，旧有战术战法显然已经古板过时。
赵营火器部队是徐珲一手带出来的，在山西边军中长期的浸润纵然让他对各种旧战术熟稔于胸，却也限制了他的创新能力。按照他老一套的思维训练出来的赵营火器部队的的确确在打击川中棒贼和士气低落的部分官军时无往不利，不过一旦磕上稍微机变的对手，呆滞僵硬的缺点立刻暴露无遗，昔日的范河城之战就是很好的证明。
赵当世私底下曾问过当时作为对手的马光春对此战的看法，马光春没直接评判此战得失，却直接指出了赵营火器部队存在的弊端。他认为徐珲确实将火器运用之法带入了赵营，却不免也带来了边军中的一些陋习。比如操演时的方阵就大多流于表面形式，虽金鼓声振、井然有序，但就整个阵型揪出将士细问，则“问之兵，兵不知其故。问之将，将亦不知其故”。遭到几轮齐射打不垮的硬手反击，就会匆忙将方阵改为“一堵墙”那样的线式队形，挖堑掘壕继续蛮战，可脚跟不定、气势已去，怎能再克敌制胜。因此，纵观赵营前后十余战，火器部队素来都难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