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不算新鲜，实质上来自于“一条鞭法”。
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严重，那些什么藩王啊、勋贵啊、官老爷啊、秀才以上的读书人啊等等，他们是不用交农税的，家有良田千万亩，分文税收不交！
官府收不上税，唯有拼命压榨那些没有免税权的农家，如此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
朝廷见不是路，当时的嘉靖皇帝琢磨着新法子去挣点银子花用，推行了“一条鞭法”，由大臣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但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首辅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张居正此法给大明续命，朝廷税收不断增加，国库充裕，史书称“太仓栗可支十年，库积金四百万两”，万历朝的“三大征”打的是钱粮，张居正居功至伟。
但他的方法，得罪了普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不会有好结果。
张居正人走政息，东林党疯狂地清算，张居正死后家族遭遇迫害，子孙冻饿而死！
至于“一条鞭法”，想都不用想，直接废除，当我大东林党的税是这么好收的？！
所以东林党的战斗力可怖，摊作他们一群疯狗也似地扑上来，颜大少也怕，先发制人，干掉东林党再说。
至于颜常武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更进一层，除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之外，针对“一条鞭法”的弊端：丁银（人头税）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现在土地兼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东南亚，情况好得多，所有的土地都归东南府所有，东南府将土地交由农民小户和大种植园耕种，如果不种地或不开发，就收回土地，按土地收税，不按人头，不存在土地兼并的问题（类似天朝的情况，土地归国家）。
南明情况则不一样，颜常武不能没收所有的田地来搞土地改革，那么就干脆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实行有土斯有税，谁有田地就交税的原则，那些穷丁、无地之丁就不用交税了！
颜常武得意洋洋地指出道：“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官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
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用担心丁税，就不会造反了，他们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可以去经商和打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至于“火耗归公”，明朝官员的收入不高，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于是有所谓“火耗”。火耗又称“耗羡”、“羡余”是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正税之外加征银两。
州县地方官员在得到这笔收入后，除满足自己使用，层层进贡，至省级官员，又成为孝敬到京城官员，乃是“炭敬”、“冰敬”等。
朝廷降旨实行耗羡归公，同时各省文武职官员于俸银之外，增给“养廉银”。各省根据本省情况，每两地丁银明加火耗数分至1钱数分银不等。耗羡归公后，作为政府正常税收，统一征课，存留藩库，酌给本省文职官员养廉。
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
打一巴掌给一个枣子，特创的养廉银大幅提升官员们的收入，如两广总督熊文灿的官俸收入为400两银子，养廉银高达5000两银子，总兵高杰官俸收入为200两银子，养廉银为2500两银子。
更猛的就是土地阶梯式收税，天底下大大小小的地主们，他们看到或者听到朝廷的诏令，无不发出阵阵绝望的哀嚎。
“地主收佃户地租不能超三成！
农税依地而纳，百亩田以下的门户二十税一，一百亩到五百亩之间的十五税一，五百亩以上的一律十税一！
除实封的勋田之外，一概交纳农税！”
具体来说，某位大明亲王按律封地万亩，则该万亩免除农税，但该位亲王其余的土地，例如还有十万亩，则按十税一来收税。
以前，亲王凭借权势，官府不敢向他收税，那十万亩是免税的，现在就不能免税了。
同样地，一生潦倒，老年中举的某范举人，在中举后，别人向他投献五百亩土地，之前也是免税的，现在同样不能免了。
反正国家给权贵们的封地按实封免税，实封之外，一概收税。
可想而知，这样的改革是相当地猛烈，颜常武比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