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这样的豪绅能够几代人都把持三良市，当这里的土皇帝，我们为什么不行？”石志奇说道，“我们的人只会比这些传统的土豪劣绅干得更好！”
当然，经过现代行政管理技能培训的土著人员肯定会比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大宗豪绅们做得好。但是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外来户的标签是很不容易被揭掉的。有的人家可能在当地繁衍了二三代人，在当地人看来还是外来户。
外来户被排斥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之外，很难被当地人信任。当然说话也不管用。因为人少势单，很多时候利益被欺负和侵占。
如果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情况还要好些。在半封闭的农村社会里，外来户要和平的控制当地的权力是很难做到的。
21世纪的中国话尚且对“外地人”三个字带有贬义的成分，更不用说社会环境封闭的多，人口几乎不流动的17世纪了。
在没有本地大户的支持下，怎么把自己人安置下来，取得足够的威信，这是文德嗣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现在本地抵抗他们的豪强士绅已经灰飞烟灭了，大多数人被杀，余下得不是被挂在绞架上就是即将被挂上绞架。按照既定的行动指导方针这些人将被“肃清”――这是文件中对“处决”的委婉说法，
侥幸逃脱一死的――包括他们的族人、远方亲戚、家丁……这些人多少受过点他们的恩惠，也属于既得利益者，因而将被全部迁往临高等待“重新安置”。民政人民委员会将把这些人口拆散之后安置到整个海南岛地区。
这些措施结束之后，三良市的“权贵阶层”――就彻底被清扫了。新来地人，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强大的办事能力，就能够很容易的在本地建立起权威来。
……
他在考虑中半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文德嗣想到，今天是要召开全镇大会。文德嗣赶紧坐了起来，叫勤务兵进来倒水为他盥洗。
开大会的事情，当然用不着他亲自出马，有专门的民政人民委员会的元老去出面。文德嗣坐在临时的办公室里，阅读着桌面上迅速累积起来的各种报告和请示。
被俘虏的乡勇、家丁和士绅们的仆人需要甄别，大致的原则是惩办有民愤的，一般的就地释放。不过，谁有民愤，谁又只是有私仇，这是夹缠不清的事情，从今天一早开始，偷偷摸摸来司令部“控诉”、“告状”还有投匿名信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民事小组专门带了一批土著人员处理此类事情。
打谷场的全镇大会开得还很顺利。文德嗣认为这不奇怪，刺刀下的大会哪有开得不顺利的，更别说昨天到今天已经绞死的百十号人了。大会上推举了几名联络员专门负责维持本镇治安、善后和核定征收“合理负担”的事务。其中既有客栈老板陈掌柜，也有当地的一位小草席行的业主李存发。最后一个是本地的唯一的寺院的主持道了和尚。道了主持的是一座子孙庙，庙产不多，幸好本镇只有这一座庙，道了承接一切和非物质世界有关的业务。收入差不多就够他们师徒几个能过日子了。
这三个人在民事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文德嗣下令拨给民事小组五百两银子并数百石大米作为费用。同时将镇上原有的一些公益性的组织先恢复起来。救火的水会重新开了门，躲起来的更夫们也重新开始夜间打更。在战斗中被烧毁了房屋财产的人也领到了救济米。随后民事小组还准备再发救济银子。
“真让我感到吃惊。”负责巡视和处理特遣队法律事务的仲裁庭代表姬信看到这个临时班子已经运行起来了。陈掌柜的负责治安，李存有管经济和合理负担。道了和尚管理收敛尸体，救济贫民的慈善事务。很快一切就变得井井有条。“我来广东之前还怕这样公开招募联络员的事情土著会害怕官府报复不肯出面。”
战乱之后，地方的有力人士出面维持地方事务这种做法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算不上“投敌”。甚至还有‘维护桑梓’的好评。这类人多半还是地方上绅士大户，是官府原本就要依靠的基层统治合作者，当然事后卷土重来的时候也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加以惩罚。这其中，当然有真心服务百姓，急公好义的正直之人，也有企图藉此捞取利益，鱼肉百姓的卑鄙小人，情况很是复杂。
此时此刻元老们别无选择――大多数土著百姓还没有建立起对他们的基本信任，只好任用这些主动出来做事的人了。至于其中这些人的素质好坏只能在实践中慢慢考察了。
有了本地联络员，民事小组的善后工作迅速的开展了。民事小组开始收殓掩埋尸体，救济贫民，搜捕漏网的“敌人”，修复被炮火破坏的建筑物：私人和公用的。特别是前者――元老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赞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的。当然，是在不妨碍元老院和帝国的利益的前提之下。
刘德山的宅院因为破坏的比较厉害，是第一批列入修缮名单的。一队海兵扛着工具推着装满建筑材料的小车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刘宅。刘德山上午刚参加过打谷场上的全体大会，虽然知道小命和财产暂时是没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