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向阳道：“中科大毕业的，是个华人，叫邓文瀚。”
“华人也很难吧？”
“总要试试，做科研工作，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技术人才的多少，而是管理技术人才的能力。一个好的管理体系，能让80分的技术团队创造出100分的技术成果；一个糟糕的管理结构，80分的技术团队可能连10分的技术成果都做不出来。”
周不器有些惊讶，“你不懂吗？”
沈向阳有点无奈，“不是一个方向啊，互联网领域的技术管理，我还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做芯片，是另外一个体系。”
前者更容易管理。
可以根据修改的bug数，写下的代码行数，给出的项目结果等方面设计KPI，就有了考核机制。有了机制，就容易带团队了。
设计芯片就不行了。
技术封锁，没有参照标准。
搞来搞去大半年，可能是推翻推翻再推翻，在不断地犯错、试错、改错再犯错的过程中，到头来除了一大堆的出错记录，什么也没留下。
要是按传统的KPI考核来激励，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工作。
这就容易出事。
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科技类的研发型公司。那个时候，国内一穷二白，民间的科技成果几乎为零，随便研发出点什么，都可以大赚一笔。
那个时候，中关村有几百家做技术的公司。
可那个时代太落后了，大部分人都不懂市场、不理解商业MBA、不了解管理的价值，以为做科技研发就是找来一堆技术人才，然后在一起做项目就行了。
八十年代时候还好，国外的高科技公司没进来，大家还能抢地盘赚大钱。等92年画了一个圈之后，时代就变了，国外的科技巨头都进来了，国内搞研发的企业就都死了。
长城转型、浪潮转型、巨人转型、联想转型、方正转型、同方转型、……中兴都开始引进小灵通玩市场了。华为不转型，要不是有任老总的当机立断，差点也死了。
周不器马上想到了什么，面色微变，“走华为模式？找IBM帮忙，打造管理系统？”
这可要命啊！
华为早期过得很滋润，小公司嘛，管理起来很简单。可到了90年代中期，企业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发现了科研路线在企业管理上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容易出事。然后，就开始向国外拜师。先是找德国，失败了，接下来就去美国找了IBM帮忙。
那可是从里到外自掘坟墓似的改革。用任老总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前后流失了3000多名员工，花了几十亿，才终于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以研发为根基的企业架构。
这种改天换地般的变革，紫微星可玩不起。除了任老总，国内没人能玩。
好在沈向阳是专家，笑着说：“不必，华为是硬件科技企业，他们的困难比我们多。紫微星要做的是AI芯片。AI芯片，是AI为主，芯片为辅。先有AI，再有芯片。本质上，咱们是互联网企业，只需要在某一些节点上做一些适当的管理调整就行。”
周不器理解了他的意思，“不需要引进系统化的全套的管理体系，引进一个高人，协调管理就行？”
“对。”
“可人家能愿意吗？意法半导体的副总裁，回来当紫微星研究院的副院长？太屈才了吧？”
周不器摇了摇头。
这样的安排肯定不行。
可是，提供紫微星副总裁的职位，也不太合适。紫微星是互联网公司，AI芯片只是一个小小的边缘性的创新项目，配不上一个集团副总裁职务。过度地拔高，会打破公司体系的平衡。
沈向阳点了点头，“兼职吧。挖回来一个世界级的芯片专家不容易，让邓文瀚过来主管AI芯片，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我们还有爱斯达科技啊，手机业务不是要做通用芯片嘛，那才是世界级难度的大工程。他的主要工作，是爱斯达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首席科学家，然后兼任紫微星研究院的副院长，主管AI芯片业务。”
周不器很高兴，“这样的安排挺好的。问题又来了，他真愿意回来吗？”
沈向阳笑笑，“会的！他在法国工作，最近法国的事，你没关注？”
“呃……经济危机？大罢工，大游行？”
“岂止？他家被抢了。”
“啊？”
沈向阳道：“有几个黑人，拿着枪上门，把他家给抢了。他太太和女儿都在，差点就出了大事情。”
周不器沉声道：“这太不像话了！这件事很严重啊，嗯，必须回国！只能回国！去了美国、英国，黑人一样多，枪支一样泛滥，一样不安全！还是回国好！”
“咱们可能要花一大笔钱，给他的合同作出赔偿。”
“只要能回来，花多少钱都值得！”
周不器大手一挥！
这种事情，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