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公陂修好后，灌溉出来的新田将被作为李植的私田，佃给当地的贫苦佃农耕作。
虽然李植尚未在山东均平田赋，但津国公的私田，没有一个地方官敢多收乱收李植的田赋。李植已经通知地方官，这些新田，一年的田赋是每亩六升麦子。实际上如果李植均平山东所有田赋，并且不增加田赋的话，亩均的田赋大概就是六升一年。
其实就是李植不交田赋，地方官也拿李植没办法。但李植每日琢磨着均平田赋，自己当然要以身作则缴纳田赋，否则要授人口实。
李植对于佃种自己田地的小民，每人收取三成地租。以每亩亩产一石麦子的平均水平计算，除去田赋李植每亩地可以得到二斗四升收益。二十七万亩新田，算下来就是每年六万五千石麦子净收益，价值十六万两银子。
李植算了算，朝靖一善问道：“开发这些新田，使用了多少人工和材料？”
靖一善被李植许诺了二百两赏银，倒是比刚才更配合一些，答道：“这个国公陂使用了三万五千二百人劳作三个月，水泥、石材等材料，花了八万七千两银子。”
李植转身问了问幕府税务厅大使，问道：“良友，这是多少银子？”
谢良友每天做税务统计，计算能力倒是十分强悍，拱手说道：“国公爷，人工成本加上材料钱，是十五万两。”
李植点了点头，建这个灌溉水库的成本，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来。顺带的，建工程时候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工程中，让百姓以工代赈，还降低了赈灾的费用。
无论怎么看，开发水利开垦新田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对李植而言如此，明末政治混乱，地方上的官僚和缙绅虎视眈眈，百姓即便是有几亩肥田都怕别人惦记，更别提搞水利发展新田了。
若是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出来组织水利工程，恐怕工程还没有结束，新田就被各种名目冒出来的田主瓜分了。而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想法设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产，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获益，又何必大张旗鼓搞水利？真搞出来大把良田，其他的缙绅豪强还不是要上来分一杯羹。
在一个政治腐败秩序混乱的社会中，利益是根据权势而不是贡献分配的。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贡献，所有人都盯着现有的蛋糕瓜分，最后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像李植这样挖空心思做大蛋糕，手握强兵誓死捍卫自己做大的蛋糕，而且不去抢夺无权势小民蛋糕的人物，在明末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孤例。
然而十七世纪已经不是封闭的时代。满清、西方殖民者，甚至西南少数民族都对腐朽的汉人社会虎视眈眈。如果汉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经营好，不把国家做大做强，被异族奴役的历史必讲上演。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民族，李植都要把自己这个孤例坚持下去。
李植点了点头，这才扶起地上的瘦削年轻人。
谢良友想了想，说道：“国公爷，这佃种我们新田的农民，算下来每人每年可以收获十四石的粮食，折银三十五两。这些百姓之前一年收入只有八、九石，生活一下子翻天覆地大变...我们收的地租是不是太低了？我看便是再多收一成地租，也丝毫不为过。”
李植笑道：“三十五两年收入算什么？也只是让一家老小有个温饱，尚不能小康。本公立志要让治下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以后本公要让天津和山东的百姓全部富起来，当然不能收取高额田赋。就按三成地租收。”
谢良友拱手说道：“国公爷仁德，山东和天津的百姓有福！”
李植检查了一会工地，又朝郑晖问道：“今年山东可以开垦多少新田出来？”
郑晖说道：“像国公陂这样的工程，我们规划了八个，只是规模略小一些。全部做出来后，可得新田一百一十万亩，刨去田赋，每年光地租收入就是六十多万两银子。”
六十多万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以大大充实李植的财政。
李植拍了拍郑晖的肩膀，说道：“郑晖，山东的工程顺利完成后，我上奏朝廷，升你为海上副将！”
郑晖听到这话，激动得满脸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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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五，在山东各府、州、县，津国公税务所纷纷开张。
和天津的税务所一样，这些税务所也是在各城的闹市中购置宅院改造而成。税务所的基本原则是商贾自己报税，税务所按照商贾申报的经营额征税，三十税一。当然，商人们往往会铤而走险偷税漏税，每个税务所里都有大量的税务会计，作为抽查商贾营业额的监督人员。
李植在各府城派驻一百五十名税务会计，各州派驻一百名税务会计，各县城派驻五十名税务会计。这些税务会计每天的工作就是入驻商贩营业点，检验商贩实际营业额是否如实申报。
如果发现商人逃税，就按照逃一罚五的原则重罚。逃税超过一百两，更要把逃税者交给津国公法庭打板子。
李植在济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