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琥一直是他的属下，以前也只是一个都尉，但却能够带领数千人马独守一关，非常勇武而且精通谋略和兵法，算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中级将领，再加上蒙氏和江氏在生意上来的来往，因此去年春季征伐河南之时，蒙恬便特意提拔江琥担任新式马卒部队的副将，而且果然江琥没有让他失望，兵出奇计突袭河北，杀入匈奴王庭斩杀单于头曼，一次完美的突袭让匈奴遭受重创，也让江琥得封阴山侯，一举带领江氏跨入大秦顶级勋贵行列。
贵族，是有特权的。
自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言。
勋爵在大夫之上，不在刑法的审判范围内，贵族犯罪，只能由诸侯或天子审判，不能用常刑处置。
而到了卿和侯这个阶层，除非是谋逆反叛，否则即便是杀人一般也不会做太重的惩罚，这个特权几乎可以让贵族为所欲为。
大秦虽然有严苛的法律，但也几乎都是针对平民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奸盗掳掠皆是重罪，但这些统统都不适合贵族。
即便是刑法最为严苛的商鞅时代，表面是除开国王之外一视同仁，但其实也只是愚民之术。
公子虔受人蛊惑杀了许多人，商鞅这个法家门徒也只不过割了他的鼻子而已，而正是这个小小的伤害，直接葬送了商鞅的性命。
墨家钜子腹䵍之子杀人，惠文王欲释其罪，但腹䵍说：墨家的规矩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天下大义，若是我偏袒我的儿子，那么天下还有谁会相信我们墨家，于是腹䵍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但也正是墨家这种一视同仁的规矩，导致倡导法术治国的法家门徒都害怕了，处处排挤打压墨家，最后将墨家彻底打击的烟消云散。
因此法术治国的根本并不是平等，而是统治，利用法律来维护王权和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其中，法家门徒是最大受益者，他们自身成为了统治阶级，成为了贵族，犯法之后便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天道自然，有因果律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存在，杀人者人恒杀之，因此商鞅死，韩非死，李斯死，皆都不得善终。
而所谓的贵族，也终将被不断崛起的新兴统治阶层抹杀，一茬儿一茬儿如同割韭菜一样，最后只有普通百姓顽强的如同小强一样活了下来，最卑微的人，往往活的时间最长，因为他们欲求很小，因此承受的因果也最小。
蒙氏身为大秦顶级勋贵，已经逃脱在法律的惩戒之外。
如今江氏也如此，只要不谋逆造反，这个世间便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存在，皇帝也不会轻易去惩罚他们，毕竟大秦天下的利益和这些顶级勋贵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此裁军有了江氏的支持，皇帝不得慎重对待。
而支持裁军的不仅仅只有江琥，还有狄道侯李信。
李信的身份与江琥又绝然不同。
江琥是新近崛起的顶级勋贵，代表了新贵族的一股力量，但李信却是地地道道的老秦贵族，狄道侯这个爵位就是传袭下来的，爵位更加稳固，甚至比蒙恬蒙毅的爵位更加高贵，在大秦将卒之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因为李信和蒙武算是同时代的武将，第一次伐楚之战李信虽然失败，但并不表示他不行，只是他不如王翦这种老将谨慎和保守而已。
如今王翦王贲解甲归田，李信便是皇帝最为器重的将领之一，比之蒙氏不遑多让，坐镇咸阳稳定军心，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李信必然会被启用统帅大军。
而且去年两次征伐匈胡，李信皆是主将。
由此可以看出李信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稳固。
新式马卒组建起来足足四万人，但这四万人虽然名义上归蒙恬统辖，但实际上是单独的军种，分别由李信、江琥、王离和苏角统领，各自听命皇帝虎符单独调动，西北大军的局势，蒙恬手下实际上除开如今已经不能作为主力作战部队的三十万兵卒之外，身份已经正在快速的边缘化。
特别是王离的崛起，斩杀东胡王后被授爵彻候，然后被皇帝任命为西北大军的副将。
这个变化蒙恬很敏感，那就是自己很可能很快就会被调离西北，王离将接手西北大军的统治。
而一旦自己调离西北军营，裁不裁军和他便没有了任何关系。
如果是没有这个变化，蒙恬得到裁军的消息之后必然会第一时间上书皇帝，陈述维持这样一支大军的必要，但眼下，他突然眼界变的开阔起来，裁军，或许才是最好的策略，因为西北已经没有必要维持这数十万光吃饭不干活儿的将卒了。
作为一个精通兵法的合格统帅，兵将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他还是非常清楚的。
有江琥这个军中新贵和李信这个老牌将军支持，裁军之事肯定不久之后就会提上朝堂讨论的议程安排。
这是蒙毅写信来告诉兄长的内容。
甚至在信的末尾，还隐晦的提到了清河侯。
蒙恬自然心领神会，这裁军的最大幕后推手，应该就是清河侯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