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且不说城市的阶层分布如何，仅仅是要维持两百万人口的稳定，就已经是相当考究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
贞观朝以前的经验，也就是百万人口。这差不多就是农耕条件下的极限水准，超过这个数量，每增加十万人口，需要配套的各种官吏、服务人员、资源……就不是按照十万人的规模来增长。
归根究底，在农耕时代的各种工具水平约束下，交通物流是有物理上限的。牛车不可能拖拽十吨二十吨的货物，乌篷船不能像重载列车一样污污污几十公里，土地产出也不会跟撒了金坷垃一样亩产一千八。
再加上官吏选拔需要的制度建设，背后隐藏起来的教育筛选，种种条件多重作用之下，才演变成了长安洛阳这种典型的古代帝国都城规模。
当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才能随之而变，于是就能扩充城市人口，两百万、五百万，乃至千万人口规模的超级都市。
但即便是老张非法穿越之前，真正能够流畅运转百万城市人口的国家，也依然是少数。
这也是为什么当武汉人口踩在两百万这个数量上的时候，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掌控教育的巨头，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认可武汉把教育权下放，甚至还进一步普及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现实需要会倒逼制度变革，这不是某条工科狗的个人意愿，而是两百万人口的“集体意志”，哪怕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可能仅仅是武汉官商集团的精英。
但是，想要阻挠这种“自然而然”的变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么和武汉两百人口打一仗，通过暴力手段来强行抑制，要么就只能放任自流。
贞观二十三年早就不是贞观一二三年时期的“一穷二白”，已经颇为有些家当的地方巨头，跟武汉这帮臭土鳖火并，大概是不情愿的。
倘若朝廷自己下场，他们倒也愿意推波助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什么都没有，吆喝两声助威也是可以的。
那么，当选择妥协的时候，“道德”上就会出现滑坡，尤其是精英阶层。其心理转变，大概就是从鄙视土豪变成和土豪共存最后变成和土豪勾结……
正如窦氏玩狗，就是这个套路。
没有武汉，他们玩狗不如玩蛋。
但有了武汉，他们玩狗，就能玩出开元通宝，玩出贞观银元，玩的就是一笔笔货真价实的钱。
尽管干得事情实在是上不得台面，做“掮客”，原本是窦氏比较鄙视的事情。
然而看在开元通宝的份上，只要钱到位，出来卖都行。
窦氏在贞观朝除了出驸马、太常寺卿、民部尚书之外，捏着鼻子，在洛阳宫，也拿下了“狗监”的位子。
整个大唐能被堂堂正正称作“狗官”的人家，只有窦氏。
当敦煌宫新的一批军犬采购清单上报之后，窦氏当打之年的精英子弟，陆续抵达了武汉。
其中就有前民部尚书窦静之子窦孝正，放各堂口窦氏圈子里，窦孝正都算得上正牌窦氏精英。皇亲国戚、功勋之后、豪门公子……总之，江湖地位放中央勋贵圈子里，也是不怵哪路豪强。
窦孝正老子死得早，“穷人”孩子早当家，原本混个草原出口贸易，在河东河套，窦氏基本盘还是不错的。只可惜，窦氏别人都可以，偏偏窦孝正不行。
因为窦孝正他老子窦静当年狂喷蛮子，“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鹿，不可以刑法绳，不可以仁义教。”，当年窦静就是这么直接，跟温彦博打过配合，也给长孙无忌打过下手，是个左右逢源但嘴巴很甜的老哥。
就凭窦静这么喷，给李皇帝做了忠犬爪牙的李思摩，就没可能给窦孝正好脸色，于是乎，“穷则思变”，窦孝正北上不行就南下。
还没到南方呢，就听路上的武汉老哥时常感慨“老子真是日了狗了”，这让窦孝正茅塞顿开，为什么我不尝试日狗……不是，玩狗呢？
原本寻思着，就是为了生存，人是要生活的嘛。
只是万万没想到，做了“狗官”之后，这小日子还真就不一样起来。偶然年入破万之后，窦孝正虎躯一震，心说这日狗的买卖要得，年入破万之后，还不得换个小目标？
窦孝正心想我先定个小目标，比如挣它一个亿。
日狗想要挣一个亿，难度系数不小，于是窦孝正又寻思起来：为什么我不从武汉多搞点狗呢？
然后窦孝正就以“狗官”的身份，跟兵部接了头，还通过窦氏的关系，跟驸马圈拉了家常，跑去太上皇那里蹭饭办年会的时候，认识了郭孝恪。
老郭除了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国之外，相声也说得好，拍着胸脯就表示，老夫在西域怎么说也是二把手，日狗这个事情，老夫比你熟。
二一添作五，看上去亏了，但窦孝正的收入当年就翻两番。
谁叫兵部在敦煌宫做了“试点”呢？
狗也有了专门的口粮，这上哪儿说理去？
只是军猎犬终究只是“高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