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消息很快就传了过来，老李那边略作调查，就把行情摸了个七七八八。原来楚州扬州诸地豪商因为手上钱太多，又没办法大肆收购土地，贞观二十四年把铜银埋地里又是瞬间贬值，至少在长江中下游是瞬间贬值，于是逮着个投资渠道就往死里搞。
新辟林场有一个好，林木资源是长期有需求且是大量需求，而新辟林场几乎全部都要外购粮食，除了总人数少于五十人的微型林场，才能靠自留地和散养一些家畜家禽就能自给自足。
像包家林场这种情况，一年基本口粮消耗五六万石总归是要的。因为林场不同于别的单位，是属于收入较高，福利较好的。
假如林场员工家属还有副业，比如蒙兀部自来的放牧生活习惯，在林场附近肯定还要开辟小型牧场，最不济，一个中大型养殖场肯定要的。而这种情况，粗粮杂粮的消耗只会比主粮高得多。
而整个地区，除了辽东部分土地可以稳定产出麦豆，绝大多数地方的维持粮食产出都比较困难。朝廷又有心长期经营，显而易见就需要在初期进行粮食输入。
其中有一个在西北地区运行有效的政策，那就是“粮食换产本”，只是在东北，这些产本可能就从盐业产本变成木业产本。
淮扬的豪商往往就是盐商，他们敏感的商业嗅觉，立刻就从中发现了商机。于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从已经诞生的林场身上赚一笔，还要通过“商屯”从朝廷身上赚一个木业许可证。
这种情况，明知道他们在大捞特捞，朝廷还是会默许的。
相较带来的败坏影响，正面意义还是要高得多。
只是指望商人有什么良心，那总归是想太多。如果逮着一只羊死命薅不会被抓，那很显然商人们都会往死里薅羊毛。
“还真是逮着一只羊往死里薅啊，不怕薅秃了么。”
老张也是无力吐槽，商人的节操当真是半点没有。虽说其中大部分都是权贵的“白手套”，可这些商人终究也是要有自己落袋的好处，否则哪来的动力。
辽东和朝鲜道是长期缺粮的，对倭战争和朝鲜道内部的治安战，对粮食的消耗极大，每年从河北道调拨的粮食，几乎榨干了河北道的农事潜力。再多出更多的人力畜力去开发新的田亩，基本是没什么资源。
要不是一口吃掉了范阳卢氏，朝廷想要这么松快地吃下朝鲜道然后经略环渤海，还真是够呛。
这几年虽说也有朝鲜道的粮食外出，但主要是对倭前线的供给，统筹这项工作的是朝鲜道行军总管府。维持朝鲜道治安战的粮食，除了很小一部分是来自平壤大开发之外，就是通过大量的船队，靠国力底蕴来硬上。
要是没有前面十几年的大建，李董这样的玩法，早把财政玩的崩溃十几遍。
真正把海运粮食压力下降的原因，也是因为薛大鼎的“环渤海高速公路”，没有这条钦定的超级国道，北方必定出现十分恐怖的粮食危机，而且必定会引发大动乱。
缴纳夏粮之后，淮扬豪商多出来的运力，自然是要有去处的，加上本身资金雄厚，急于寻找投资渠道，东北地区的粮食缺口，被盯上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即便他们不盯上，朝鲜道行军总管府也会有人提醒老家的乡党，内外勾结玩上一票。
“辽东粮价要是拉的太高，只怕会榨干诸林场的利润，真要是让林场赔本赚吆喝，定是要出事的。”
“朝廷难道不知道吗？”
“朝廷自然是知道的，所以‘粮食换产本’在东北亦是取了敦煌宫成例，只是商贾行事，贪得无厌是在所难免。况且，淮扬商贾背后，多是洛阳新贵。如今洛阳居行大不易，也都是缺钱少用度的。京城奢靡成风，要维持这富贵体面，明知道这般行事大大不妥，可住在京城的权贵，何必去在意东北的苍头黔首？”
“说的在理。”
“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之后怎么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府内幕僚很是感慨，设身处地去琢磨了一番，他们要是淮扬商贾，怕不是也要吃相这般难看。
再换一个身份，假如他们自己是洛阳权贵，为了维持体面，为了保证地位，又怎么可能在意东北底层的死活呢？倘若真的闹大了事端，出了叛逆，东有朝鲜道行军大总管，西有安北都护府大都护……勾一支轻骑，只管镇压了了事，容易的很。
至于底层如何挣扎如何惨烈，跟他们没有一个开元通宝的干系。
真要有人背黑锅，那也是李世民，和他们无关。
“观察，咱们怎么做？”
忽地，有人看向沉默不语的张德。武汉内部的意见也是比较分裂，有人想着跟着捞一把，反正东北那边就算败坏，也败坏不到哪里去，本就是“穷乡僻壤”，武汉对东北的业务往来，连剑南都不如；有人则是想着干上一炮，跟洛阳权贵反着来，只是目的不纯，并非是为了稳定国事，而是为了显露一下武汉的实力。
偶尔抖擞一下威风，震慑一下杂碎，也是必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