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也不会讲普通话，写的也都是繁体字。
甚至就连赵家人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所以米晓冉简直成了两头不靠了。
她不但得补英文，还得狂学粤语，进展还缓慢，学的吃力极了。那还能不难受啊？
但更让人难受的还是身份上的低人一等。
这话一点不夸张。
尽管所有美国人对“社会等级”这个词深恶痛绝，张口闭口都宣称他们的国家不存在等级差异，他们这里是民主平等的天堂。
但金钱主导一切和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其实是一直是并存的。
所以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肤色的角度出发，从共和国来这儿的人全都是垫底儿的，最不受尊重。
米晓冉才初到语言学校，就感受到了这其中的滋味。
因为她所到之处，但凡见其为东方人模样，长毛洋人便总要问她。
“日本人？还是新加坡人？”一旦答“no！”。
对方还会锲而不舍地继续猜，“那是从港城来的吗？哈哈……从宝岛来……”
“no！a!”，
对方顿时大惊失色“怎么可能？你的国家不是非常贫穷，文明素质不高吗？你怎么可能来自华夏内地？”
更让米晓冉伤心和感到无力的，是看人下菜碟儿哪儿都如是。
这种情况即使是在赵家也是一样。
就因为米晓冉的家里没有任何给予她经济帮助的可能，永远需要赵家反哺。
而大嫂林玉珍的娘家是搞塑料玩具的小老板。
米晓冉哪怕再拼命去讨公婆的喜欢，也比不了大嫂的地位。
像家里每逢重要的事儿，公婆都只会跟长媳商量，米晓冉连知情都没份。
甚至就连家里的佣人也只把林玉珍当成说话算的主家。
米晓冉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个走了运，嫁进赵家的大陆妹而已。
佣人们表面的客气下，内心的敷衍和轻视都是掩盖不住的，时时会流露出来。
所以米晓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什么也干不了的干等，等着拿到合法的身份。
只有到那时，她这些叫人头疼的处境，才会迎刃而解，一切都可以重新打鼓另开张。
可惜她又算错了。
很快，身份是拿到了，她也去考下了驾照，公婆甚至给她买了一辆旧的二手车。
但这个时候公婆又催促她和赵汉宇要孩子了。
认为她上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如今后就在家帮大嫂管管家事，专心相夫教子。
这才是真正让米晓冉恐惧的地方。
她可不想千里迢迢来美国，就安心做一个不拿钱的保姆，给赵家生许多的孩子。
今后自己一切自由皆无，一举一动都要看赵家人的眼色。
更大的危险还在几年之后，女人都会老的，不老男人也会腻烦的。
一旦失去赵汉宇的感情，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资本可以追求幸福。
可她白吃白喝白拿白用人家的，又有什么权力去反对呢？
于是只能是先答应下来微笑敷衍着，慢慢等待改变生活状态的机会。
为此，她心里难以避免的产生了一种自己作价把自己给卖了，退无可退的哀伤。
在1982年最后的三个月里，她在赵家的生活彻底失去了乐趣，好像这里是一个陌生的星球。
她特别想家，渴望回到京城家中我那安全、温暖的小床上。
而此时，她来美国才三个月的时间。
她非常清楚，摆在她面前的可不是几个月，几年来计算的时间。
于是她害怕了——面对着残忍的距离，和比距离更残忍的时间。
总算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语言水平有了些长进，交往的朋友也多了。
这让米晓冉在美国的生活方便了一些，也习惯了一些，但思乡之苦却丝毫不见好转。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她收看三大台的早晨新闻和晚间新闻，却只看到两条有关祖国大陆的消息。
而她所思念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爱抚，朋友们的友情，而是整个文化——与她有关的一切。文化上的隔绝远远超出语言上的障碍。
她想去了解、接受和适应，然而又本能地拒绝和抵制。
这种感受，没有亲身体验的人也许是很难理解的。
甚至由于国际长途必须得用电话大楼的专门电话才能接通。
米晓冉唯一的排解思念家人的方式，也只有写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家信。
然后就是发呆、胡思乱想。
渐渐地，思念和渴望转成了一种潜意识。
她常常梦见亲人、朋友，早上醒来便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也许这就使她养成了一起床便冲进淋浴房的习惯，似乎要把所有的空虚、困惑用水洗掉，然后拿起书包就去教室上课。
但好在深爱她的丈夫赵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