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局长还提到了区里的赞成批复和合同约定。
这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许副区长也在旁为其做了证明背书。
这就更让他感到有点为难，不好在进一步施加压力了。
然而这样的阻力还只是开胃菜。
因为天坛园长的处境和感受，和服务局不可相提并论。
别的不说，从隶属关系上，天坛公园就不像服务局，仅由区政府和市服务局双重领导。
天坛公园的“婆婆”可多极了。
是既归区政府管，也归园林局、文物局、旅游局管。
至于市政管理处和市交际处的话，天坛公园更得听。
这就导致天坛公园成了谁都能训两句的孩子。
好像谁都能过来指手画脚，做做工作指示。
可问题是，正因为能管天坛的地方多了。
所以对于天坛园方的实际需求，反而无人愿意负责和承担。
一牵扯到运营资金问题，换设备，修古建……
或者职工福利问题，涨工资，发奖金，分房子……
这些能管天坛的地方就没下文了。
你推我，我推你，都打上了太极拳。
实际上，几乎和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一样，天坛公园反而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
尤其是过去，天坛公园名气和景观根本比不上故宫、北海、颐和园。
地理位置还是穷苦百姓聚集的南城。
所以那时候，天坛公园门票只卖五分钱，根本就不受重视。
园林局只肯承担天坛职工最基本的工资和劳保，其他的就不管了。
那怎么办？
只能自筹资金。
说起来可能没几个人会相信，天坛公园自五十年代起，就没停过搞副业。
不但在园区养过果树，养过月季，种过庄稼，养过家禽、家畜。
甚至还把公园的房子出租给商店，在园区搞过展销会。
尤其到了运动时期，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更多了。
天坛公园被勒令停止对外开放，门票收入彻底没有了。
文物也遭到严重破坏，古建被多家单位抢占。
好不容易等到园区恢复对外开放了，园区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然而这个时候，已经丧失了赚钱能力的天坛园方，跟上级单位们提到古建修缮，以及迁走抢占单位的问题。
那些上级单位的态度却依旧搪塞，还是谁也不来给天坛公园实质性的援手。
所以说，天坛公园一直都是靠自己维持局面，上下齐心，苦苦熬过来的。
他们之所以敢于把斋宫租给皮尔-卡顿公司，痛快地给宁卫民提出的商业计划开绿灯。
既是迫于经济窘迫的需要，也是源于这种自力更生的传统。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同样给了天坛园长硬气。
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管。
可要是靠自己活下来的，没吃你的没拿你的，那还在乎你吗？
于是天坛的园长，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特别有领地意识，有主心骨儿，也能抗事的一把手。
若是上下相安无事还好，天坛园长并不介意给各位上级单位点面子。
可要是真涉及到天坛的利益，那他还真敢据理力争，不怕甩脸子。
尤其宁卫民带给了天坛前所未有的收益回报。
如今的坛宫饭庄就是天坛公园的职工们过上宽绰日子的唯一希望。
岁数已然五十好几的天坛园长，早就不惦记自己还能升官了。
他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多坐几年宁卫民给他配的皇冠轿车
以及在任期，能看见职工们拿到奖金满意的笑脸，听到背后说他的几句好话。
足矣。
所以对他而言，这特殊部门压根就没憋好屁，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就抵触极了。
见服务局的金局长都没答应，他自然就更不可能答应了。
“我说，这位段……同志。在咱们往下谈什么实际的事务之前，我还确实有几个问题想搞清楚。你要是不给我个满意的解答，我这思想可想不通。恐怕会认为你是故意针对我们，专找软柿子捏啊。”
完全不顾段处长皱起眉头的样子。
天坛园长跟着就发出一句句的质问，鲜明的当众亮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
“第一，我们这天坛公园的保卫科，一直都尽忠职守，从没在保卫安全工作上出过大错啊。你们过来就说要加强监管工作，还要管束我们的保卫干事。这分明是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搞好天坛公园的安全工作啊。凭什么？故宫，北海，颐和园，你们也是这么管上了吗？”
“第二，我们的坛宫饭庄开业可没一年呢，往来的顾客根本比不上颐和园的听鹂馆和北海仿膳饭庄。我倒想问问，那两处饭庄你们都派人去了吗？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有必要对我们这么严格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