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六月末水情初发之时，太子朱和陛紧急召开了朝会，军机大臣、内阁大臣、十二部衙门的主要官员全部到会。
奉天殿内，宽敞明亮，还是那个建筑风格，上首之位仍是御座，然而下面，却大变了模样，南北列着数排太师椅，两边对称工整。
以往朝会，朝臣需站着上朝，还得纠仪，经过天武朝的多次革新，朝会的礼制也做出了相对的变革，恢复古制，文武大臣可坐着议事，上奏时站立出班即可。
早在秦汉时期，君臣都是如此坐着议事的，皇帝还会客客气气的起来请丞相就坐。
从北宋宋太祖后，大臣们就开始站着上朝了，明代自朱元璋起，就明文规定，“大朝仪”须“众官皆跪”，平时还是站着，只有开小会的时候重臣才赐座。
清朝就更别说了，上朝的时间大多是跪着，以至于大臣们都自带护膝。
从礼仪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自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越来越高，官僚的地位则不断下降。
然而，越是如此，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的斗争，也越发的激烈。
太子召开这次朝会，主题不是如何救灾，而是国库的储备粮应该先供给谁？前线还是灾民？
粮食就这点，两边都急需天量的粮食，你是先紧着外出劳务的爹用，还是先让家里的子民用？这是个送命题，颇有些先救妈还是先救老婆的味道。
然而，朝会一开始，太子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这个问题，他甚至暗示，应先紧着前线将士。
他言道：“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所有兰阳漫口，可暂行缓堵......”
奉天殿上，太子朱和陛刚说完，内阁次辅杨士聪暗暗叹息。
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八岁，他的想法太简单了，心智尚不足以担当一位皇帝的重任。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应该在大臣面前，如此轻易的暴露自己的想法。
杨士聪已经猜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果然，吏部左侍郎于成龙精神一振，出班奏道：“启禀殿下，臣以为聚集民力紧急治河方为第一急务！”
于成龙义正言辞道：“黄河泛滥，毁田无数，数十万流民长聚山野，口粮一旦告急，必生饥民之乱，时天灾人祸内外交困，大明何安矣！”
闻言，朱和陛虽面有不喜，但还是微微点头，询问道：“于卿，可有具体良策？”
太子知道，这于成龙是公认的清官，是继前财政部尚书程国祥的天下第一廉吏，治理地方期间，多次受到朝廷表彰，父皇将他调入吏部，就是看好了他的清廉能干，让其净化大明的官场。
只是，这于成龙与内阁首辅杨廷麟走的过近，二人有如师徒。
于成龙不假思索，回道：“臣有三策，其一，户部全力筹划就在所需紧急物资，征发南北直隶官车及粮食，火速运往受灾各县。”
“其二，着令灾区各州县，但有聚众械斗事发，知县迅即处置，不得拖延迟误，以免酿成民变。”
“其三，户部会同海事部，对关内各县的粮市紧急管辖，限定每日粮价及交易量，海外及塞外粮商许进不许出，严禁将关内大市的粮谷运出国境！”
“臣等附议。”不少大臣异口同声道。
又有大臣借机提出黄河改道之事，言道：“国难与河患同作，就黄河决堤原因而言，除特大洪水外，下游河道淤垫是最主要的原因，臣建议重新改道山东！”
“阎大人，您做过江南总河大臣，懂得治河，您来说说，黄河应不应该改道？”
众人将目光投向刑部尚书阎应元身上，崇祯十四年时，这位老兄就深得少年时期的天武皇帝新任，破格提拔为总河大臣，治理太湖水系，至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阎应元跟过朱大典，干过知州，当过巡抚，有在朝中当了七八年的刑部尚书，有着二十年的官场经验，今天这事，我也看明白了，不愿掺和。
此时有人点名让他说话，阎应元见主题已偏，涉及到治河，于是站出来道：“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有史以来的数千年里，黄河决口泛滥达千次，较大改道有二十次，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
提到治河，阎应元侃侃而谈，又是列数据又是谈地形的，最后言道：“臣发现，黄河洪水期淤滩，枯水期淤积河槽，长期以往河床抬升，水沙严重失调，堆积的泥沙形成黄河两岸南高北低的地形，这是黄河决口的根本原因，北决也是必然的！”
接着，阎应元又提到了大明洪武、正统、景泰、弘治、嘉靖年间，黄河河患以及河道变迁的情况，
黄河改道，最近一次是在嘉靖年间的黄河夺淮入海，至天武朝已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之久。
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下游河道严重淤积，河床已显着抬高，阎应元建议改道山东，就按照这次黄河决口的路线，夺山东大清河由利津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