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臣，参与政事。诸侯听闻，便知朝廷纳谏虑政，而无缺遗。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
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口口声声说什么地方不治的，不就是你们这群人么？怎么，轮到自己去时，就如此推诿？非得一步登天，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请自来？
刘询当真是气笑了，是啊，动动嘴皮子，当然比身体力行容易。
从那以后，刘询心中对萧望之的评价低了一个档次，并料定：“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连自家的太子，都不敢让这群人去教，生怕教歪了。
反观西安侯带出来的黄霸、耿寿昌，以及张敞等人，都是帝国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黄霸将颍川郡治得有声有色，耿寿昌去海滨数年，完成了晒盐法的推广，张敞继蜀郡守又为京兆尹。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