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左传以书传。”
榖梁、公羊最初和春秋本经一样，是师徒口口相传的，估计是出于门户之见，害怕写在书简上的内容被他家窥了去，故敝帚自珍，虽然最初字数不算多，但《春秋》里记述了二百余年历史，又岂能统统背得？几代人下来肯定会有所错漏。而左传则是用古篆传承，再不济也比口述强吧。
刘更生将这大帽子扣在了公羊、榖梁两家身上：“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今日竟反诬左传传承不清？”
眼看刘更生如初生牛犊越战越勇，老练的贡禹知道，不能再纠结于探根溯源上了。
正好，唯一的主考官天子刘询翻到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遂问道：“二十有一年夏，执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何解？”
问的是宋襄公泓之战，三家观念果然大相径庭。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此乃公羊家的看法，他们以为，宋襄公遵守的是古老的规则，充满浓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公羊传》在这件事上将他比为周文王。
虽然孔子说周文王“近黮而黑”，但这大概是周文王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榖梁传则委婉批评了宋襄公：如果以礼敬人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对人的敬是否得当；总之，有了过失就应当改正，若不改正而重犯，这才是真正的过失。宋襄公就是这样有过而不改的人。
轮到《左传》时，批评意味就更重了，借宋襄公的兄弟子鱼之口，痛斥宋襄公恪守古礼，对敌人心慈手软的行为是食古不化，迂腐败坏国事：“兵以胜为功！”简直是就是在说，成王败寇了。
公羊派的贡禹也不管榖梁了，讥讽左传这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刘更生则引典反唇相讥，一时间不分上下。
“公羊假仁，榖梁直率。”
高坐乾位的刘询倒是心中门清，瞥了一边的任弘一眼：“倒是《左传》重视功利，推崇权谋，视足智多谋为善事，难怪西安侯会去学。”
不过现在西安侯为何看上去如坐针毡啊？难道是担心刘更生败下阵来？
其实任弘只是饿了。
辩论至此，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从大清早辩至傍晚，任弘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在三家吵得口干去喝水的间隙，提议道：“陛下，时辰已晚，是来日再议？还是……”
刘询笑道：“骠骑将军不想今日就出结果？”
“自然想。”任弘提高了声音：”但只怕再论下去，皓首大儒们恐怕会以为吾徒更生仗着年轻，占他们便宜。”
刘询不以为然：“两家以十二驳一，以众凌寡尚且不嫌臊，岂会因这小事而罢？”
他一挥手，让侍从宫人在石渠阁内点亮灯光：“秉烛！齐景公夜饮，而今日，朕便夜半虚席，听诸儒言古今苍生之事！”
……
随着天色完全暗下来，辩论的内容，也在渐渐朝深水区进发。
三家显摆了各自对古礼的传承，公羊本不擅长此道，但旗号也得打，榖梁自诩复古，却尴尬的发现，这点上远不如左传。
“继往圣之绝学”不是吹牛的。孔子曾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战国时期弃笾豆之礼、秦焚《诗》《书》，后之经学先师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其所传的经典难免会有书缺简脱。
倒是左传如同活化石般，内容更详细，诸如春秋时盟会怎么开，贵族宴飨不同场合该赋什么诗，丧礼上的小细节，很多能与《礼》相互佐证。就算它是战国时人所作，作者也是个极其厉害的人，在史料价值上，甩开公羊、榖梁这两本纯理论书很远。
三家又辩论到了鬼神观，公羊是一群神秘主义者，榖梁较简单纯朴些，而左传最为激进，虽然里面也有不少神秘的预言故事，但仍在多处凸显原始的唯物主义，诸如“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还秉承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反对天道迷信、重人事。
在历史观上，榖梁所持是越古越美好的观念，三代之治是完美的时代，越往后越是礼崩乐坏，所以需要克己复礼，复古改制，这是汉家天子的使命。
公羊则是秉承改造过的“三世说”，以为事情正在慢慢变好，他们正处于一个太平世到来的前夕。
被任弘改造过的左传，则比三世说更加激进，直接是历史进化论，以为天下在不断螺旋上升，故而不当法先王，而应法后王。
在夷夏观上，三家也吵成一团，榖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两不相干老死不相往来，公羊过去是支持反击战争的，以为对外当行仁义，如此则四夷皆来朝贡。
唯独左传一家，赫然提的是僖公二十五年那一句“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对中国当以德柔之，对待四夷，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