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了。”
朱允炆一开口，俩人就打袍袖中取出一份随时携带的题本来，他们现在都养成了习惯，只要面圣，就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时刻准备着铭记圣训。
这种习惯很值得表扬嘛。
等双喜给俩人递上毛笔，朱允炆便含笑开口道。
“第一件事，就是那景清自贵州回来了，贵州都司早前涉及改土归流，朝廷四年间拨付两百万两专款到底怎么被挥霍的事，内阁早些查清，该怎么法办就怎么法办，绝不姑息留情。
第二件事，也跟这贵州有关，贵州地力贫瘠，土民的生存也一向困苦，朕打算给他们另谋生路，太祖年曾有过两次强行迁移，虽说难免动了刀兵，但那也是因为朝廷给的好处不多，那时候国家穷拿不出多少好东西而已。
现在不同了，朝廷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所以朕就打算学太祖，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动迁，着贵州、湖广和福建三地的军卫所一起，迁三万贵民往台湾，沿途的官仓全力供给，绝不能饿着。
每一户，朝廷另给予一百石粮食，并且等到了台湾，按丁口人头，一人给与二十亩田，再免五年粮税。”
迁贵民实台湾。
这就是朱允炆打算动贵州土司根本的手段了。
之前改土归流，无非是一种怀柔的手段，贵州土司的需求不单单是独立自主，人家是奔着科举做官、奔着进中枢来的。
这些权利，他们作为大明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朱允炆暂时却还给不了他们。
古代的时候，国家概念是极其淡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老百姓根深蒂固的是民族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
这就好比张紞在云南，因少民政策搞的一塌糊涂，贵州几任同知也搞得一塌糊涂，究其根本，因为他们都是汉民，所以施政的时候难免偏袒。
连饱读儒学书籍，向往同化教谕的汉官都一碗水端不平，让那些少民的土官做一省藩台，那么那个省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会独立出大明的！
这真不是朱允炆的歧视偏见，而是无数的历史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他说的话不是空泛之言。
处理贵州、两广的事，太祖是一眼看穿了本质，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用强军辅以迁移举措，而自太祖之后，哪一任皇帝都不想大动兵戈，便一直是以怀柔处置，厚赏土官钱粮换其恭顺。
以至于有明一朝，土官的叛乱自明初一直持续到明亡。
他们扰乱了大明，明亡之后，那些土官以为同时少民，他们可以等来一个能够理解他们的新的统治者？
结果他们迎来的是残酷的屠刀和‘一劳永逸’政策。
也不知道他们毁灭的时候有没有怀念大明？
真正的国家概念的诞生，是当自己的国家被别的国家侵略时，才会让大家诞生这种概念。
就好比抗日时期，日本人的眼里只有中国人，而不会划分民族来区别对待，所以大家几十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对抗外侵。
一个群体受到外部伤害，如果伤害是特定针对这个群体的某一个个体，那么这个群体会自动四散而逃，是为大难临头各自飞。
如果这个伤害是全面性且不具备单独针对的行为，那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个体就会自动抱成团来进行对抗。
这种情况下，就是民族概念向国家概念的转变。
而随着国家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族概念就会随着时间长河逐渐淡化，最终被淹没。
以史为鉴，既然现在的大明想要催生国家概念还需要时间，那他朱允炆就不会给大明留下任何的不稳定，所以他也要学太祖的行径来处理，当然，他现在的家底子比太祖年那两次要厚实的多，他自己也比太祖大方的多。
“可以跟那些土民都说说，台湾是个好地方，沿海的话除了耕种还能渔猎。”
说到这朱允炆又想了起来：“当年撤故澎湖巡检司的时候，台湾的许多土民不都被太祖迁往了福建吗？这一次整好也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愿意回去的，这一次都打包过去。”
多整点老百姓过去，最好弄够个一二十万，这样也好够台湾那批学子来管理，不然一座荒岛带着两三万连语言都不通的土著，他们去那里就毫无意义了。
至于武力保障这一方面，扩军之后的闽浙水师其中一部份现在就屯在新竹，等转过年，兵部清查名册，自然还会有一批年龄到线由于换防而没有来得及清理的老兵被裁汰，届时后都送过去成立军户所。等贵民实台湾之后，朝廷在那边为统治做好的准备就比较充分了。
俩人都一字不差的记了下来，然后便纷纷起身告退。
他们没有提出诸如万一强迁不利的无能问题，皇帝都说了，学太祖！
为大明和贵州之长治久安，这一次，一口气迁三万丁口！
或许在这次强行动迁中，难免会有刀兵产生，但是不迁，等这群土官将来又闹事，那群被他们蛊惑的土民只会向大明发动更猛烈的叛乱，到那个时候，朝廷强军压境，土民只会死伤更加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