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大顺军倾巢北上，号称百万，过定兴，破涿州，围大兴，一路唱歌到达北京城下。
京师内外震惊，崇祯分敕内宫十员监制各门，又责令畿辅各城募炼乡勇整备城守。
京师内各处茶馆酒楼都在议论京师防守之事，很多人并不恐慌，他们认为，北京城城墙高厚，城周达六七十里，城内更有京营十万，守个三个月半年的毫无问题。
大明的京师又不是第一次被围了，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
只要京师坚守一两个月，皇太子领兵北上，或是辽东数万大军回援，皆可解了京师之围，小小流寇不足为惧......
也有人十分的担忧，京师鼠疫让北京城乱成了一锅粥，京营更是损失不少，更何况京营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十万大军，吃空饷的比比皆是，算上这几年练出的新军，能拉出五万就不错了，如何抵挡百万流寇？
更何况，皇帝传召太子入京的旨意迟迟没有发出，也没有诏令辽东军入援，朝廷诸公都在干什么呢？
大明自永乐年间便定下祖制，没有皇帝下诏，各地藩王不得入京，更不能统兵入京。
崇祯九年时，清兵入关，环绕京师肆虐，唐王朱聿键募兵北上勤王，被崇祯皇帝削去王号，囚禁在中都凤阳数年。
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若无皇帝诏令私自统兵北上，亦有谋逆夺位的嫌疑。
很多人神情复杂，看流贼这气势，号称百万人直逼京师，到时京城能不能守住？若京师失陷，大明灭亡，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在这种焦虑的心情下，很多人趁着流贼还未对京师完成合围，拖家带口逃出城去，其中逃亡的商人最多。
不过也有人一些人私下议论，大明是否气数已尽，应该顺应潮流，降迎新主，大多是人选择了观望。
皇极殿中，正举行着朝会。
殿中的氛围有些激烈，群臣不断出班奏对，所谈之事却并非京师防御，而是杨嗣昌的事。
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亲撰祭文，追赠其为太子太傅，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然而朝中大臣们不依，大量朝臣不断上书攻击杨嗣昌误国，请奏追究其陷藩的责任。
崇祯对这些奏疏一概留中不发，最终以“议功”之例将杨嗣昌免罪。
今日的朝会，崇祯召集六部九卿、科道等官，本是商议如何应对流寇，如何进行京师防御，然而群臣依旧不答应他对杨嗣昌的处置。
猛然一道喝声响起，却是新任户部尚书倪元璐出班喝道：“诸公想怎么样？你们对我大明的生死存亡就这么不在乎吗？”
眼下百万流贼逼近京师，群臣竟然在这议论杨嗣昌的罪名！
都这光景了还在想着内斗呢！眼瞎吗？
倪元璐怒视着朝中诸臣，愤懑之气盈于外表，话语中更满是愤懑、心寒等种种情绪。
新任内阁首辅陈演呵呵笑道：“国贼杨嗣昌之罪名，一日不定，天下一日不稳。”
他脸上虽带着笑，他语中满是森冷的寒意，可以看出其对杨嗣昌深恶痛绝。
陈演才质平庸且为人刻薄，为官期间大肆排除异己，公报私仇，欺上瞒下，无所筹划，连一手将其提拔上来的崇祯都有些看不懂这货在干嘛了。
崇祯气的一拍龙案，怒而起身，道：“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尔等说朕庇嗣昌，不过意欲沽名！”
他吼叫着，一张脸因为愤怒与焦躁变得通红，单薄的身体绷得紧紧的，随着说话声音还不断颤抖，如今的朝臣，已然不像以往那般畏惧皇权了。
诸臣沉默不语，似是逢场作戏，没有将之当回事。
工部尚书范景文叹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吾辈身为大明臣子，总需做些什么，方不负此皇恩浩荡，当务之急，是对付流贼，国事为重。”
寇氛孔急，朝臣原有意调洪承畴，吴三桂应援，然而东阁大学士魏藻德却反驳道：“奴贼复有入关情形，往沈阳逼近，不可示以单弱，而调兵南征，岂称异算？”
崇祯觉得有理，关外之地不可再失了，于是放弃了让辽东军入关回援的想法。
接下来朝臣们又是稀稀拉拉的出主意到处搬救兵，连只掌握了三千人的游击将军都有人提名让他回援，就是没人提议让太子朱慈烺领兵北上。
朝臣们心照不宣，皇太子在江南实行摊丁入亩、官商一体纳粮、科举改制等一系列新政，手段出格狠辣，便如同流贼那般赤裸裸的掠夺，丝毫不给士绅们面子。
作为士绅，读书人，种种的优待特权没了，那还有什么盼头？
这样一个阴险、狠辣的君主，且手握重兵，令人不寒而栗，若让他领兵北上进京，那还得了？
无论说什么提谁，朝中诸臣，除个别之人外，余者皆不赞同让皇太子领兵北上，更别提主动有人提出了。
在思考种种后路期间，不少大臣不约而同的浮现出一个想法：投奔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