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说出八税一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大变法以来，趁着天下工商大兴和张四维政治地位上升的东风，以王崇古为首领的晋商集团，大肆进军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晋商与传统的淮商、闽商、徽商、秦商、鲁商、苏商、江右商帮等大商帮一样,新晋为此际天下工商的骨干力量。
这些大商帮本来自有传统行业，例如淮商此前以盐业为主；闽商以海运为主、秦商以茶马为主、徽商、苏商以典当和丝绸产销为主、江右商帮以连锁酒店业为主等等。
至于晋商，发家吃的是“政策”饭，发展到现在则以金融业和盐业为主。所谓政策饭，实际上晋商骨子里带着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贡”最为典型，晋商集团通过垄断汉蒙交易,赚取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坝之会以后，朝廷全面开放了汉蒙贸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帮也杀入这块市场，晋商突然从垄断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亏。在王崇古的调度下，他们一方面巩固传统阵地，另一方面大肆进军内地工商业，侵夺淮商、徽商地盘，并发展出以票号为基础的金融业——现在则晋级为银行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大商帮赫赫有名，但与朱翊钧成立的工商集团相比，则如同蝼蚁比之大象。大变法之前，有些商帮例如鲁商、闽商和江右商帮，主动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团，为之提供原材料和物流服务，规模得到了极大扩增。
大变法之后,此前依附于皇室的这些商帮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的技术和市场都比晋商、秦商要好得多，因此晋商这些年发展并不如俺答封贡时期——晋商善“守财”，却缺乏冒险基因,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发现并要极力扭转的。
尽管缺乏冒险基因,但晋商这些年仍然在金融业、采矿业、木材加工运输业、盐业等方向取得了极大进展。尤其张四维在政事堂登顶后，晋商团体如同滚雪球一般，急速壮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税制，张四维则暗暗叫苦。这对任何一个大商帮都是一个坏消息，而晋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来，征收的工商税都是极低的。课征办法虽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但对各类手工业品一直采用从价计征，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
但是，对于非商帮成员的工商业者来说，所谓的低税率其实并不低——跟自耕农的税赋一样。条鞭法之前，朝廷征收的所谓“田赋”极低，万历初年时全国平均每亩4升。这是什么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麦田算，大概百分之四。与战国时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征收相比，简直低的可怜。
但是这些正税加上丁赋、均瑶、力差、杂泛——这些其实也算是“正税”，关键是征收环节的腐败低效和层层盘剥，自耕农的亩均税赋就一下子暴增到了亩产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谓“田赋正税”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灾年，大规模的兼并就不可避免。
商税也是一样，随着朝廷的日渐臃肿低效，财税不足的各级官府开始大规模设立钞关收取“船料费”和“车马税”；城市则设立“门摊税”以及各类“杂派”和“摊派”，前面的算是地方税，后面的“杂派”和“摊派”则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税环节的盘剥，与田赋正税一样，大明实际上的商税并不低。
现如今工商业的实际税率大概是十税一，已经接近朱翊钧所拟的“八税一”的税率。但是对于晋商等大官商来说，杂派和摊派，是没有人敢收的。钞关、门摊税这些，他们也只交少量定额。相对于小工商业者，这些大商帮，税负大概仅在十五税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对于皇帝提出的税率，张四维深感肉疼也属理所当然——这相当于正税翻倍还多。
而对于朱翊钧来说，穿越前他是税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税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毕竟，这才是他的本行。
从万历元年穿越时开始，朱翊钧就在研究明代的税收问题。但一直到万历十四年才有所动作，是因为他深知财税政策的根本：首要的是涵养税源。
变法之前，全国最大的税源除了土地田赋此类的农业税，就是朱翊钧组建的工商联合体——此际加收工商税毫无意义，因为这个联合体的利润都被他用来搞研发、练新军和帮助朝廷度过各种阵痛期了。
变法之后的头几年，各类工商企业尽管有资本支撑，但草创阶段不能加税，朱翊钧需要的是它们野蛮生长，创造就业，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
如今大变法全面推开已经六年，朱翊钧需要利用税改给狂飙突进的资本套上新的笼头。因此，税改正当其时。
此际的天下是资本和封建的混合体，朱翊钧给出的判断是半资本、半封建社会。在各大城市，以纺织业、水泥制造、钢铁冶炼、采矿业、初级化工为主体的工商业已经培育出规模可观的市场；在广大农村，以耕织为主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