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急需迅速根治战争的创伤，全面恢复经济建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很差，无政府主义泛滥，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严重的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解决经济管理工作无人负责的问题，所以才正式提出了一长制思想。
他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一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其实要比列宁同志要轻松不少，一个是需要管理的区域较小，二个则是组织架构还算完整，不至于落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三个嘛，我们也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当然相应的劣势也不少，缺乏工业基础，缺乏受教育人口，还需要面临严峻的军事挑战，这些都会是迎接我们的拦路虎。
但不管怎么说，越是这样，我们就要团结起来，要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
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深夜，李润石、王凯、程刚三人坐在一起，一边总结今天会议的情况，一边做着进一步的沟通。
从下午一直吵到晚上的会议，从结果上来说有点不尽人意，一时之间也没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大部分同志对于当下严格的政治环境颇不习惯，对于党的工作存在不少怨言。
平心而论，如果换成十年后的那支军队，他们恐怕只会觉得这时的党组织存在感太过薄弱，还需要再继续加强，否则战斗力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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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眼下的红军指战员而言，他们既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对即将来临的严峻局势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反而被接连的胜利给拖住了继续前进的脚步。
正如白天李润石吐槽的那样，当革命陷入低潮时，就认识到必须团结在党组织周围，而当到了高潮时分，又一个个觉得自己能耐了起来。
只是现在仗还在继续打着，靠着敌人暂时的虚弱和还算充足的后勤装备，红军继续保持着不错的胜绩。
但在这胜利的背后，各种思潮也在暗自涌动。
有的人只想着四处流动，而不把心思放在争取群众上，指望靠‘招军买马，招降纳叛’来扩大队伍。
有的人执行军法松懈，三令五申之下，依旧有针对战士的肉刑存在，在地方上，也屡屡发生烧屋行为，对于党组织的管理，要么怨声载道，要么置之不理。
有的人不习惯约束，便提出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等口号，并且将军事与政治彻底对立，下意识地排斥党的力量。
至于其他的，个人主义、自由心证、绝对平均主义等等各种各样的毛病，也是普遍扎根在这支队伍当中。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正是因为党组织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影响力扩张到了整个队伍当中，才使得矛盾彻底付出了水面。
如果换成其他的组织，那么根本就不会有这一关存在，就像以往的军队一样，在初期或许还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但当发展到了某个层次之后，那些陈渣烂滓就会迅速把原本的革命军拖到军阀化的泥潭当中，彻底黑化。
所以眼下的红军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只要顺利迈过去了，那就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程刚同志讲得很到位，之前我确实对于民主化的认识不到位，目前的革命局势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核心。
润石，后面的工作还是需要你来主持，但要我说，你这自由谩骂同志的作风，还是要不得。”
实际上，早在会议之前，王凯就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而会中以及现在程刚所介绍的这些苏联经验，更是给了他不小的启发。
平心而论，自从两人会师之后，李润石在这一年的革命中确实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民政上都颇为得手，若换了他王凯，很多事情恐怕不会有那么好的结果。
但作为前委书记，李委员的一些作风确实让其他同志难以接受，再加上红军又遇到了深水区，各种矛盾激烈迸发，方才使得王凯的一些想法站在了李润石的对立面上。
不过，程刚这人作为红四军中的重要人物，始终坚定不移地对李润石表示支持，还是或多或少影响了王军长的立场。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到程刚的自知之明，想他来到51位面这么久，也给部队提供了不少物资，还尽力少走了一些弯路，避免了大量同志的牺牲，在军中的威望不说多大，但也不容忽视。
可即便是这样，当他开始站在一些指挥员的对立面上，对着他们脑中的固有观念开始动手动脚的时候，依然受到了不小的反弹。
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刚能够以维持这种神秘的身份，在军中掌握不小的话语权，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