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苏联对于整件事的态度也经历了若干次波折，从最开始的无视，到怀疑，下意识地抵制，并暗中调查，接着伍翔宇抵达莫斯科，送来了一份足够分量的大礼，这才初步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使得双方的关系多了那么一丝合作的味道。
其实对于苏联而言，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么一股至少可以算作中立的势力，愿意站出来支援土共和夏国红军的发展，那么在确定基本利益不会受损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愿意考虑坐下来好好商议一番得。
而且要是再等到几年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改变，面对德、日两国法西斯气势汹汹的逼迫，苏联甚至连已经撕破脸皮常凯申，都肯捏着鼻子过来合作，就更不用说程刚这个未知的，却又对社会主义革命表现出足够善意的势力了。
但最麻烦的还是在这个未知上，从前年开始苏联的情报机关就着手调查此事，可一直到了现在都没有找到明显的线索，甚至当伍翔宇跳出来的时候，都没人预料到他已经被“拉拢”了过去。
这在引起苏联人的强烈警惕同时，又让他们终于还是定下了合作的基调，要知道再不合作的话，土共的半边天都要被挖干净了，到了那个时候，在夏国缺乏投放能力的苏联就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
所以说，不只是伍翔宇、李润石不想看到土共分裂，苏联同样也不愿意将事态逼到那般地步，麻杆打狼两头怕，因此双方就这么不清不楚地将错就错，达成了最脆弱的一种默契。
不过默契到底是默契，哪怕再脆弱，也可以让伍翔宇这位高超的政治家做成不少事情，比如张国彪一案，在米夫力保的情况下，此人最后还是交由了伍翔宇处置，这里没得斯大林的首肯，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而伍翔宇一直以来在莫斯科的低姿态，也让斯大林看到了他合作的诚意，否则的话，在苏联人眼里，若是一个不知底细的暴发户突然闯了进来，说是要收购他们的分公司，那么他们很可能只会愤怒地把人给打出去，并直接断绝双方的关系。
之后到了申城这边，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李利叁这批老一派是肯定要倒台的，对于苏联而言，最好的情况当然是空降一批最为忠诚的干将过去接手，但伍翔宇要掺和进来，他们也不可能强行拦住。
只是完全交由伍翔宇肯定也是不行的，苏联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除了在理论上的指导，以及对人员的培养外，他们并没有太多手段，可以影响到夏国的革命活动，过去一年申城的“独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伍翔宇前脚回国，刚刚把局面理顺，米夫后脚就跟了过来，双方在清算老人的同时，又在无形之中分为了两个派系，从而陷入僵持之中。
这个结果对于莫斯科而言不算太好，当然也不算太坏，只要还能继续在土共内部保持影响力，那么他们也愿意看到土共继续发展壮大，更不用说还有希望坐等分红，就目前来看，伍翔宇一系确实具备这个能力。
米夫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他被派过来不是当太上皇，也不是当钦差大臣，而是一个安插在此的钉子，所以他很自觉地控制了自己的行动，没有刻意地针对和刺激伍翔宇。
但这并不代表米夫就甘于接受这一现状。
米夫的职位放在苏联来说其实并不算太高，gc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按照后世的标准，大概也就算是个厅局级干部，所以密级并没多高的他，还没资格了解到整件事背后的脉络。
只是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他被告知了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要搞好和伍翔宇一派的关系，同时又要对其时刻警惕，但凡大小事务都要详细记录并上报。
所以一方面，米夫对于普遍流传的，苏联人支援土共革命的消息深感怀疑，认为其中肯定存在他并不知情的隐秘，否则国内根本没道理绕开gc国际去做这件事，同时还画蛇添足地把他派了过来。
另一方面，虽然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米夫也不可能违逆斯大林的指示，只能在画好的界限内动些手脚，同时暗地里为自己一派谋求更多的权力。
毕竟若真按既定的路线办事，虽然不会犯错，但他埋下的钉子实在没有多少话语权可言，连权力的油水都捞不到，这波过来不就吃亏了么。
所以等到了民国二十年的元月，两派之间相互僵持的局面总算是有所缓解，经过一系列会议之后，伍翔宇终究得以继续主持中央工作，同时王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秘书，也眨眼被抬进了政治局，背靠着米夫这位大佬，在党内拉帮结派好不热闹。
连带着这么一通操作下来，留苏派也逐渐开始了分化，在伍翔宇驻留莫斯科期间，就有意与以王家祥为代表的一批同志，建立了简单的联系，这些人勉强可以算作伍派，或者应该说是中立派，至于另外一批和王冥关系密切的，比如薄古等人，自然就算王派了。
伍翔宇也没有刻意使用什么打压拉拢的手段，只是尽可能地用理论和实际经验进行说服，即便如此，没有米夫压制的他，还是相当灵活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