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的问题，说麻烦也麻烦，但真要解决起来，其实又并没有多难。
现在参加革命的同志，大多还只有二三十岁，年轻冲动甚至犯些左派幼稚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们成熟的速度同样快得惊人。
而且，这时代众人的组织纪律性可是相当强悍的，暂时出现思想上的偏差，并不影响大家逐渐回转过来。
所以现在中央的意见也很简单直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无论是对于整个北方局还是个别同志，都采取以教育说服的方式为主，逐步帮助他们调整思路。
另外再说起来，之所以现在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和过去几年土共的发展转变同样脱不开关系。
在与以王冥为首的国际派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从程刚那里获得了一手信息的伍翔宇，采取的自然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
简单来讲就是抓小放大，侧重于为各地苏区保驾护航，既要为其供应足够的干部，帮助他们提高军政水平，又要避免左倾路线对地方工作的干扰。
这事说来轻巧，实际做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只是派驻干部的问题，地方上也同样有着山头主义的隔阂。
尤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上，本地干部的那一套做惯了，若非遇到必须转弯的时候，一般很难把观念扭转过来，而外来干部又急于改变现状，以期获得同志们的认可，光是这里头便有着无穷的矛盾。
有时往往就是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偏偏互相看不过眼，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于是很容易将矛盾激化。
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内因，若是外部环境再艰巨些，失败局面再稍微多点，同时加上个别人员的挑动，结果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甚至因此杀得人头滚滚也并不稀罕。
所以在前面几年里，李润石、伍翔宇以及土共中央的一部分同志，确实是花了大力气，去提升各个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水平。
同时也得益于程刚带来的电台设备，从一开始就将各地相互串联了起来，必要时还可以由程刚自己运送文件和书籍，同时还能提供不少紧缺的物资。
精神与物质的双管齐下，这才造就了目前犹如铁锁横江一般的广大红色根据地。
只是这一套用在城市当中，就行不太通了，甚至可以说，本土派支援发展根据地的战略，在无形之中其实大幅削弱了城市支部的职能与权力。
毕竟按照一般的路线，土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肯定要通过各地支部来执行。
比如北方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仅是华北，包括西北和东北都在他们的指挥体系之内。
中央发布的指令，往往需要先送至北方局，接着再到省级支部，然后才是各地市以及根据地。
此外，根据地的发展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往往是农村地区难以提供的，所以很多都得由上级部门进行支援。
反过来说，上级部门的经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的筹备，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凡是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一座大型城市往往是整片区域的交通核心，以及物流集散中心。
比如北方局的驻地北平，既可以通过平汉、陇海或者平绥、同蒲线与西北联络，又可以通过平奉线连接东北，如果中央要向北方各地传达命令输送人员，基本不可能绕的过北平。
但程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体系，在李润石正式当选之前，这些变化还只是潜移默化地进行，而等中央的名号正式由本土派接收之后，便逐渐从制度上宣告了旧模式的落幕。
现在无论是南方的湘赣闽粤、鄂豫皖还是北方的陕甘川、陕甘宁，甚至包括一部分东北抗日根据地，其主要领导机构基本都设置在根据地内，然后再由中央统一领导。
尤其是最重要的物资方面，基本都由程刚包圆了，并且这些援助往往还都是无偿的，地方上筹集的经费完全可以节约下来，用在其他次要的领域。
所以最后留给各城市支部的核心职能，基本就只剩下了转运人员，毕竟程刚的空间传送运点种子、虫卵或者动物精子还行，活人就实在没得办法了，而走航空路线的话又太过危险。
一边在削弱，另一边自然就会想办法加强，或者说当初伍翔宇之所以会选择另辟蹊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避免与王冥等人过早爆发冲突。
两边的斗争一直从30年末持续到现在，虽然因为去年中央撤出申海的缘故，本土派彻底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国际派的影响力仍然大范围存在，特别是在几个关键城市当中。
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苏联的影子，虽然他们部署在夏国的棋子，在经历了多次的风波后已经大幅减少，但作为一个工业国，他们有的是资金和办法向夏国投入力量。
当然了，这部分小动作肯定是相当隐蔽的，甚至都可能并非出自莫斯科官方的统一意见，这里自然也反映出了这时的苏联人，对于夏国土共的复杂态度。
如今的铁人同志是一位相当实际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