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9月李书记领导的起义开始，同月的鄂中钙洋和琼崖多地，10月的陕北青间和直隶玉田，11月的豫州确山、粤南海露风、鄂北黄麻、赣西南东谷，12月的粤南省城，今年1月的赣东北戈横，2月的闽南平合，3月的湘西北桑枝和闽西隆岩，4月的陕中渭华，5月的苏南泰靖南……我们党前后发动了大大小小多次起义，其中大部分起义部队在遇到敌人的重兵围攻之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失败，随后不得不转入秘密斗争，进入山区进行游击战斗。
而且上面我列举的这些起义，还只是这其中造成了一定声势，我们可以搜集到资料的一部分，更多的情况现在完全来不及考证。如此大量的失败，我们牺牲的同志还有群众，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可以说不计其数。所以从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当中，我们必须要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根据这些资料，我总结了两个问题，趁着这次机会和大家做个初步的探讨：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去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情绪逐步滋长，很多同志对当时严酷的国内外形势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以报仇、挽救革命为目标的党内革命急躁病有所发展。
第二、在地区选择上，起义地域集中在平原地区和中心城市。我们大部分地方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要么是直接在城市或县城开始活动，要么就是起义之后也要先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是在这种地势平坦、易攻难守的环境下，敌人能够在短期内调集各地优势兵力围攻我们的起义部队。
这里我先分析第一点。去年11月中央在华亭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其中通过的任务决议案，否认了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认为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提出要造成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局面。
但很明显，这是存在极大问题的，去年我们的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遭到了敌人的极大摧残，组织人数从北伐时期的近六万人锐减至一万多人，这不是低潮还是什么。但是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强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注定失败的暴动策略，在实际工作中给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好在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已经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了今年年初，许多地方就停止了执行。而到了2月下旬，国际执委的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的错误，4月下旬，中央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直到这时，这轮“左”倾盲动才算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同志们，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因为信息流通不畅，中央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得不多，中央对我们的情况也了解得不多，再加上整个组织内部浓厚的左倾氛围。所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级组织在决策上的失误就很容易在下级当中逐级放大，从而导致很多不可挽回的失败。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从去年开始的恐怖时期，我们的同志被杀得人头滚滚，很多同志的亲人、朋友都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各地的组织也被破坏得支离破碎，所以大家想要报仇，想要尽快挽回这种低潮的局面，这本就是人之常情。
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讲下马克思的故事，相关背景大家后面可以去图书馆里了解，我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欧洲大革命兴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真正的实践检验，所以马克思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于这一洪流中，并亲自为德意志革命制订了斗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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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共运遭到严重挫折，整个欧洲由此进入了政治反动时期，在欧洲大陆上的结社权和集会权被废除，革命者到处遵到羁押审判，反动派杀戬汹汹，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在越来越严重的迫害下，无产阶级运动一片沉寂，被迫转入地下，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侨居伦敦。
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同样是面对如此的白色恐怖，面对如此的革命低谷，刚刚满怀信心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当然心情难以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从此沮丧不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在革俞的挫折面前低头的。
马克思转而客观冷静地面对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中。这之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总结欧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进行“不断革命”和建立“工农联盟”的口号和理论；第二、进一步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第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骨干，积蓄革命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干部组织准备。
同志们，这就是革命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当时的马克思势单力薄尚且毫不言弃，而我们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军队，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志，还愁什么红旗能不能扛下去。老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根据地五千多号人，只要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