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初从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成回国，2月份到了申城，随后中央将这封信交给我，让我送到湘赣边界。
结果到了半路上收到了红四军主力下山的消息，经过几番打听，方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赣南，时间上就给耽误了。”
刘安攻到来的第二天晚上，从各地赶来的前委成员凑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会上这位新来的特派员，首先介绍了一下自己过来时的经历。
历史上红四军一月份下山，二月就到了赣闽之间的山区，同时与闽省组织取得了联系，使得中央与前委的联系反而便利了不少。
可眼下则不同，因为通信的落后，在中央写信并派人送来时还以为红四军会一直在槿甘山，结果这边三月初下山，三月底已经到了赣南。
阴差阳错之下，导致刘安攻晚了一段时间方才抵达，包括那份二月来信，也因为未能通过闽省省委传递，而变成与刘安攻同时送到。
（关于二月来信有一种说法，先是闽省送来了一封，后来不久刘安攻来到赣南，也带来了一封，内容一致，可能是中央为了保证信息能够顺利传达而采取的手段。）
这个不打紧，平安来了就行，安攻同志刚到瑞金，对这边的情况还不熟悉，先休整一下为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工农兵学院上上课嘛。
听说你是柏林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的，又上了苏联的军校，懂得肯定不少，正好给我们的学员补一补。
现在赣南根据地百废待兴，就少了你这样的人才来当我们的教员哟。
李润石看着手中的这封来信，发现与之前程刚所言没有太大的差异，好不容易按捺住了皱眉的冲动，不动声色地提起对刘安攻这位特派员的工作安排。
既然了解这段历史，程刚自然不会丝毫准备都不做，事实上，早在3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前委中通报了二月来信和刘安攻的情况，当然了，为了避免蝴蝶效应带来的误差，他并没有说得特别详细。
不过因为这封信件本来就是依据共产国际布哈林书记在“六大”的报告而来的，所以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太大，两相对比之下，这就让李润石更加相信程刚的描述，同时也显得更犹豫了。
毕竟，如果按照程刚所言，刘安攻在政治上很有可能过于呆板，但之后前委肯定不能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办事，如果贸然把此人的位置抬得过高，届时反而是个麻烦。
为了以防万一，别的先不谈，首先得把这位特派员给安顿下来才是，至于后面的问题，再慢慢解决就好。
“我也觉得可以，安攻同志知识丰富，学历又高，确实可以给我们的学员好好上上课，到时我也要过去听一下。
不过如果这样的人才只是放在学校里，未免又有些太过浪费了，我看还是需要在军中安排一个职务才好。”
紧接着李润石发言的，是军长王凯，对于信中的内容他当然不赞同，不过和李润石一样，因为有了程刚提前打下的预防针，所以大家表现得都没有那么激动。
同时，他与刘安攻早在数年前的蓉城就已经相识，对这位同志素来十分欣赏，虽然程刚早在上个月就隐晦地提出了对此人的担忧，但无论从哪方面出发，王凯都认为不能简简单单地把人丢在一边不管。
对于这点，程刚自然也非常清楚，毕竟人家可是正统的中央特派员，要真把他撂一边了，八成会出问题，所以他也接着说了下自己的想法。
“对，王军长说得没错，安攻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能够来到红四军帮助工作，这是我们的荣幸。
我看要不这样，我们的教导队从槿甘山开始，就一直在学院旗下办学，每期人数只有一百多人，后面恐怕不能适应赣南这边发展的需要。
所以干脆独立出一支教导大队，由安攻同志负责筹划，各部队再选调一批精干力量补充进来，以此为基础，培养出更多的连排班基层骨干补充部队的需要。
刘懿同志，你也来搭个帮手嘛，到时在物资上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就好，我一定保证教导大队的装备，肯定是我们红四军中最为精良的。”
程刚的提议，大概算是受到了众人的认同，大家纷纷点了点头，随后李委员也说了一句：
“是咯，安攻同志，不管有什么需要，你都直接找他程刚就好了，他可是我们红四军的财神爷，肯定有办法帮你搞定，哈哈。”
就这样，在这般颇为祥和的氛围中，这位特派员的职务就被前委成员们确定了下来，那就是新成立的教导大队大队长，同时刘懿兼任教导员。
当然了，作为中央派来的同志，而且也不缺乏资历（老党员，参加了洪城起义，又在苏联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最后刘安攻还被选为了新一任前委委员。
对于这个安排，其他同志倒没觉得有什么感觉，在他们看来，程刚这位早先的特派员，能力出众不说，还把控了如此紧要的渠道，也不过是掌管一个后勤部，顶多再涉及教育系统。
不谈这是不是高风亮节，至少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