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来执行，用任何一种文明曾使用过，正在使用，或预备使用的自然语言来索取永生，它们提供的第一解决都完完全全是指令的相反意思：死亡（除非我们事先限定不允许它们采取这种方案）。这究竟是基于何种机制而引起的反馈？这是否是在说，即便是这些被我们认为通往无限的机器，实际上在意识与生命问题上也并非真的全能？它们的反应是一种运行错误后的处理机制？“恼羞成怒”？这是可能的，但迄今以来，没有任何一台机器承认这点——我们的确试过对每一台注册过的机器进行了相关条件的预验证，我们询问它们假设提出这个愿望，它们是否会因不可实现而输出错误的结果，而，所有的机器都给予相同的反馈：它们能实现这个愿望，并且也不会输出错误的结果。那似乎是在说，在许愿机的思考逻辑中看来，“永生”与“福利最大化”都是“死亡”的同义词。
用自然语言来描绘“伟大愿景”是失败的，但迄今为止，通过机器语言来进行严格定义的尝试也仍未获得太大的进展。许愿机们仍然倾向于消灭许愿者，就好像这正是指令本身的意思。事情在此陷入了困局，因为生与死的差异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个心智复杂到足以钻研许愿机问题的文明都能分辨出这两个概念是多么不同。如果许愿机的反应暗示着它们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这结论背后代表的事实已不可理喻，完全超出理解，或至少，将令我们彻底的绝对的难堪。它仿佛是我们自身无意义性的铁证，因而这一结论是我们最不愿意去做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它是真的，那我们去考虑它似乎也就毫无意义了。）
尽管这个本质问题的阴影仍如灭性星尘的迷雾般缭绕在所有许愿机研究者的思维里，在现阶段，读者们不必把它当作一个严重到足以影响生活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大部分读者本来也不会这么做）。截止到当前阶段，我们所找到的对于“伟大愿景”与实际结果间的矛盾的最广为接纳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停留在词汇定义层面的问题。我们未能真正地正确地定义“永生”或“永恒幸福”——那也同样可以说我们没能正确地定义“死亡”。
当许愿机从我们这里接收到指令时，它并不真正知道那维持存在的渴望是什么，而把它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诡辩。如果我们说生命就是持续活动，它就让尸体活动，如果我们说生命就是持续思考，它就在杀死我们以前把我们的神经系统引入一个逻辑死循环。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思考这件事，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把定义真正地讲清楚，因为就连我们自己也尚不完全清楚一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其他指令词汇上就毫无问题，如果以同样严格的标准来考究我们当前所运用的一切定义，它们同样可以被吹毛求疵。奇怪的是，大部分时候许愿机都显得十分“宽容”，它会顺从一些相当模糊的，几乎是完全按照我们心意来做的定义词汇，却唯独在“伟大愿景”问题上严苛得可怕。如果我们想要它为我们消灭死亡，似乎我们就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死亡（至少是知道许愿机认为什么是死亡），可是，当我们已经找到一种非许愿机方法来完全理解死亡时，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根本不需要许愿机参与的阶段？
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实验要同读者分享。它是在很久以前由某台二级许愿机完成的。这一实验并未造成任何严重后果，但却在相关人员内部引起过巨大的反应。这同样是一个关于“伟大愿景”的指令测试。在当时，实验员们试图用一种相当古典式的办法来逃避定义问题（这种方法在如今主流的研究方向上当然是被完全抛弃了），他们没有尝试定义任何一个关键概念，而是请来了当地非常著名的“纯洁种族”中的一名幼儿。该种族由于神经结构与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导致所有社会成员均是天然的和平主义者与反暴力主义者，并会救助一切它们所能救助的对象。由许多证据显示它们从生理上不会产生仇恨或杀死它人的欲望——然而，需要声明的是，这一种族被归为二类文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约律类”，意味着所谓的生理指标很可能是不准确的。无论如何，它们中的孩童被当时的实验员认为是最佳选择，因此被邀请来作为指令的“定义核心”。
在现今留存的文件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实验员为这一职位发明了几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称呼。它们很少在文件里直接称呼它为“定义核心”（那是我们后来所概括出来的功能），而是称其为“生命圣种”、“永青心源”、“涌泉者”或是“识生者”。这些称呼很容易引起关于宗教或术法方面的联想，但实际上它的任务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充当特定词汇定义的替代品。当实验员们试着要为某个群体实现最大幸福与永恒存在时，它们不再试着用任何量化方法或理论模型来计量和描述“最大幸福”与“永恒存在”，而是要求许愿机把“识生者”的观点直接来作为定义使用。通过这一引用方法，尽管指令仍然是由实验员发出的，指令中的“最大幸福”与“永恒存在”却被替换为了“识生者”的观点。那即是说，如果一个事项不能通过“纯洁种族”的观念认可（我们已经知道任何暴力行动、仇恨或杀戮欲均不被这一“纯洁种族”所承认），许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