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
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
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