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辜负今年的花期。
而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是1986年的4月7日了。
宁卫民除了紧锣密鼓为坛宫开业做请帖请客人，也终于有了余力去兼顾自己的个人私产了。
还别说，前几日的鏖战坚守就像是宁卫民命里注定要恪守的重要一关，一旦熬了过来还真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当坛宫的开业庆典进入倒最后的筹备阶段，许多令人意想不到好事都开始连绵不断的来了。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受益于日本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动，宁卫民提前埋伏在股市和房市的筹码再度获得了暴涨。
众所周知，从1985年的广场协定截止到1986年初，短短几个月，竹下登就兑现了对美国的承诺。
日元单边升值百分之二十，从二百四十日元兑换一美元，一跃变成了二百日元兑换一美元。
然而如此快速和高幅度的升值，对于贸易立国的日本，尤其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
实际上从1985年第四季度，日本就陷入了衰退，经济下滑，同时通胀又比较低。
可日元的升值并未就此止步，出于惯性还在继续升。
宁卫民春节归国前，日元兑美元汇率已经到了一百九十二日元兑一美元。
偏偏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数据空前糟糕，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所以为刺激本国经济，山姆大叔还玩儿起了降息。
这就导致更多热钱离开美国，疯狂涌入日本，导致日元又开启了一波急速升值。
短短俩月，汇率就到了一百五十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地步。
同时也更严重的打压了日本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
这么一来，日本国内反对党就开始跳脚，忍不住对中曾根康弘政府进行指责和批评了。
选民对首相的声音也从“广场协议的策划者”，“有魄力的政治家”，转变成了“葬送日本制造业的卖国贼”。
所以中曾根康弘越来越不安，这位首相也是真的慌了。
试想，如果日本的制造业真葬送在自己手里，那是多大的罪啊！
真葬送日本制造业，他还不切腹谢罪？
于是中曾根政府根本没有更多的选择，思来想去，迫切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至于补救的措施，其实只有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操作——那就是跟随美国降息。
就这样，日本的货币宽松政策开始了。
1986年的1月、3月、4月，日本央行连续降息了三次，利率从年初的5%降到了3.5%。
力度之大，频率之高，令人咋舌。
而与此同时，同样在本月初，日本政府还发表了针对日美摩擦和国际形势，试图指出日本的出路的前川报告。
该报告具有标志意义，出自为日本政府出谋划策的经济顾问，前日元王子——前田春雄之手。
这家伙把当时的贸易失衡完全归罪于日本。
认为日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出了问题，呼吁要做出全方位的变革，放弃战时体系，向美式自由贸易转变，否则将成为“世界的孤儿”。
前川倡导的改革主要分为几方面。
第一，扩大内需。
第二，增加对外投资。
第三，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
第四，推进资本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这个报告看上去更像是站在美国立场上，因此被许多日本人批评为金融投降书。
但不管怎么说，此后随着日本政府果断降息，以及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
如扩大以公共投资为核心的投资支出，促进民间投资，以及废止小额储蓄优待税制，减少储蓄等等。
日本经济终于开始稳定，日元升值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缓解，经济开始逐步转向正规，而且国内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所以这波操作其实是非常成功的，是有效的。
与之相比，可以称作副作用的隐患其实只有两点。
第一，日元不断升值，日本出口受到影响，受冲击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上。
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但却是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政府此时的救助政策，绝对应该尽量优先帮助和拯救这些中小企业。
但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却全都照顾了大企业。
而那些日本大型企业虽然也有影响，但他们有着各种方法来将影响降到最低。
这就导致原本无碍的大企业捞肥了，而小企业仍旧是坐以待毙。
第二，低利率，意味着往市场上投放流动性。
一旦借钱变得更容易，就会产生了大量贷款。
这么一来，市场上的钱就变多了，钱多就得有地方流。
那无非就是两个去处。
一方面流到了实体经济，导致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