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一年六月十一
打从五月初第一个盐池，也就是张家堡的盐池出盐后始，灵山和浮山的四个盐池陆续建成，有大有小，出盐量也是有多有少，不过到了六月初的时候，盐池全部修筑完毕后，钟显带人统算过一次，全部五个盐池，耗工是三万七千多两银子，用工是三百一十七人，月耗维持费是一千出头的银子，而全部五个盐池整月的出盐量，则是维持在二十万斤到二十五万斤左右的产量。
也就是说，一年的产量和张守仁估算的三百万斤的数字，相差毫厘，基本上这个数字已经能完全满足包括利丰行在内的胶东一带所有合作商行的需要。
听到消息后，除了利丰行先放了五万银子在这里当订钱，三好行，和丰行，乐丰行，好几家莱州和青州一带的商行都是闻讯赶来，有好几家是东主直接过来，包括利丰的秦东主在内，五月中旬前后，这些商行的东主都是齐聚到浮山这个小小的军堡里头，只要来了，就不是空手，或多或少的放下自己商行能挪动出来的银子才走。
秦东主的利丰行先放了五万，东主来了，又是放下八万。
做为一个家底不会超过百万的中等商行，这一次也是算是下了血本，要搏一个重注了。
其余几家商行，也是竭尽全力，三万到五万不等，加上利丰的十三万，就半个月时间，张守仁到手的银子就超过了三十万两！
这个数字，把包括林文远和钟显在内的张守仁的所有部下，都是惊的一翻好几个跟头！
这钱还只能算是订银，三百万斤，一百五十万石，按张守仁的打算，他的出价一律是一两五钱银，至于分销商卖二两或是二两多都各随其便，毕竟有的地方距海近，盐价低些，有的地方距离海远，可以稍高，但总价是规定不准超过三两……张守仁是要发财，但并不是要把老百姓都吓跑。
再好的盐，超过了百姓可接受的价格，就必定会被市场淘汰。私盐贩子现在是少，是因为张守仁把持的官盐便宜了，质量也好了，如果价格卖的高，就凭几百兵，甚至是几千上万的兵，就能把千里海岸线和所有的村庄小道都管住？
那自是绝无可能之事，想要彻底管住私盐，就是用优质和廉价的官盐来真正掌握住市场，只有用市场的手段，才是真正的掌控一方！
就算是限制三两，这些大商行也是能赚的盆满钵满了，至于张守仁自己，一两五的出价，成本很小，一年百万以上的净利润，也是唾手可得！
如果再能冲击外省市场，这盐利可就是大的叫人不敢想象了！
其实盐铁之利，也向来就是最大的利润，从先秦到汉武时，再到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还真的没有不控制盐铁之利的。
象宋朝，连酒楼卖的酒都是官营，更遑论是盐铁重利！
明朝的盐政，实在是历朝最失败的，混乱杂芜，利益极小，不要说宋人，就是代之以起的清，在盐利上的收入，就是远过于明。
现在张守仁能获得如此大利，也就是钻了明末时王朝秩序崩坏，旧有势力土崩瓦解正在消融，新势力尚未形成的漏洞，否则的话，凭他一个小小的副千户土豪，坐拥百万两以上的大利，搁在明朝中前期的时候，早就被朝廷宰了肥羊了！
明初的沈万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有了钱，就好办事。
以张家堡为核心，四周一共五个百户堡，四十几个墩、烽火台，加上堡东北、西南、东南、正北，长短不一的几条道路也是全部修完垫土，道路两边的树木也是全部重新栽种，整齐划一，透着勃勃生机和地方上有强势人物在才有的法度和秩序。
要知道，明朝地方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只有极少数能力逆天的强势人物才能成为名臣。因为在明朝为地方官不仅要应付上司，还要应酬过往同僚，再加上敷衍地方士绅，每天迎来送往的开销和耗费的精力就很大了，要是在偏远地方，财用不足，想做事没有钱，在富裕地方，光是每天额外耗费的精力就很可观，根本没有心气来折腾了。
在江南、河南、山东这些地方为官，尤其是如此。一路上官来官往，招待不休，地方士绅势力大，敷衍不好，这官就当不下去。
士绅权重，有时候为官三年，根本就是被这些地方上的豪强牵着鼻子走，地方官根本就是牵线木偶，这样的情形下，能有什么作为？
所以历来只有逆天级的强人，一边能摆平士绅，应付同僚，一边还能搞到财力物力，来做兴修水利沟渠的民生工程，同时还不扰民，不给胥吏扰民盘剥的机会……大明这二百多年下来，能有这般做为的人，应该都已经青史留名了。
象张守仁这样，除了修成军堡，连海防一并重修一次，还修了四五条道路，栽种了树木，加上顺道修了几条河流沟渠，安装了几十台水车，打了十几眼井……反正是堡中人手用不完，银钱也有的是，为了不闲置人手，也让堡中的劳力有赚钱的地方，所以浮山所这里的工程是一个接一个的修，一个刚完，另外一个就开始，修工程，给百姓修房舍，造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