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死的可就是你们了。
散了！”
王言没给他们好脸色，之前不过是捉弄一下，现在事情定下了，那就要真刀真枪的干了。当然王言是希望他们找麻烦的，毕竟钱在他们手里，和在他王某人的手里到底是不一样的。一个个的钱多的都长毛，铜都绿了，还要铸成各种各样的东西藏起来，实在没意思。
他们不会花钱，王言是很愿意帮忙的……
就如同他同范仲淹说的那般，要是没有京城来人在此，他真拿那些杀手说事。那个时候，他能把杭州大户全灭一遍，让杭州格局彻底洗牌。
现在不好那么做，王言却也打算一道办了。因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有权有兵，民心安定，再闹腾也闹不起多大的乱子。
当然主要还是在于民心安定，百姓们都知道，但凡王通判抄了大户的家，那些佃户都是直接分田的，全都十税一。包括大户之家的佃户，估计也都惦记着呢，就想这样的好事也落在自己的头上。这是人民的利益，狂涛巨澜，大户压不住的。
收税、清查之事如此定下，王言开始安排官吏们推进查账工作。全州之内，年前必须完成，今年就要把清洁费给收上来。
因为一年到头，各地都要开始给京城上书表示成绩了。王言没办法与别的官吏同流合污，也就只能拿着让他们无地自容的成绩说话，把他是一个能臣的标签给立住。杭州税收的大幅增长，无疑是得赵祯欢心的。能搞钱，还能压住麻烦的臣子，才是好臣子。
另一方面，王言也同范仲淹等人一起频繁的开会，讨论着以后的土地税收政策。
王言有意进行一些小小的税赋改革，因为宋朝的税赋确实很重。赵宋承袭了五代十国之时的各种苛捐杂税，两税之下还有乱七八糟的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是很让人难受的。宋朝是士大夫的天堂，却不是百姓的。
现在王言等人讨论的，就是要减免一部分百姓的负担。因为大户纳税，比百姓纳税顶用太多。
而且王言打算对于土地，也实行阶梯征收。一个人名下的土地越多，税收越高。如果地主敢把田地分散到佃户的名下，王言就敢让他们的地真的成为百姓的。他们要是敢把地荒着，那些地也是别人的，历朝历代都有法律，谁开荒的就是谁的，都能免税几年。
对于多余出来的土地，保证平了成本的基础上，让大户少少的赚一些，都是王言仁慈。
更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佃户的利益。因为大户们对百姓盘剥的太狠了，那是真的奴役，真牛马。虽然一千年后，人们自嘲牛马，可要是跟现在比起来，真是活在仙境了。…。。
给百姓减赋，给大户加赋，就是讨论的中心议题。
如此时间飞逝，细则总算是正式推出。总结下来就是，田产阶梯征税，并且强制规定佃户的收入最多只能拿两成，而其中的一成是官府的，另一成才是地主的。此外还减免了免役钱、加耗等一些杂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王言减免这些税并不简单，还是那句话，加税减税是皇帝的权力。他跟范仲淹来回的上书了好几次，各种的汇报了工作成果，这才勉强同意。
但还不是立即实行，而是要等王言真的清丈了田亩，清查了户口，收上钱了以后，才能免除。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杭州已经很特别了，属于稍稍宽松一些的试验区。
虽然京城朝堂之中是一片的指责，好像让王言再干下去，大宋都要完了一样。
但是王言在朝堂之中也不乏支持者，至少老包是坚定站在他这边的。当然老包位置确实低了一些，可架不住老包能喷呐，战斗力强的可怕。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改革派，还有王言在京城中自己建立联系的人，还有范仲淹这边帮忙，王言在朝堂之上也是有声音的。
当然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王言能搞事儿，也能平事儿。虽然杭州大户的早都求到了朝堂之上，但是王言占据着制高点，绝对的正确，这一点就让对手不好明着反对。
再有赵祯看着王言折腾的欢，又没影响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被摁在杭州。朝堂上吵的再欢，也没什么实际影响。再加上他数次派人明察暗访，杭州确实大治，毕竟还有两浙大饥的事儿在呢。杭州都没要朝廷赈灾，反而还支援了临近的州县，更是吸纳了海量的流民，起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这样的情况下，赵祯当然是要保着王言的。每次王言上书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大宋的满满的忠诚，素有才名的状元，却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给他上书，简洁干练。他又不傻，谁对他赵宋更好，当然看的出来。
而且因为王言的出现，改革派焕发了新的活力，最近的朝堂可是不太平，天天打嘴炮，眼看着党争又要再起。
对此，赵祯是高兴的，正是在于所谓平衡之道。一家独大，不可取。
再说他不要面子的么？庆历之时虽然他也有犹豫，但他更看到了保守派的强大力量，他不知道问题在哪么？他不知道怎么做对他赵氏王朝更好么？他只是有心无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