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军用如此之多的马卒还未能冲阵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孙传庭是役也是极为谨慎，要求各部务必稳扎稳打，切忌不能急于推进。
官军少马，自然无法与拥有众多马匹的贼军进行远距离的运动战，若是能够形成像是役这样的阵战对垒便再好不过了。
朝廷要求两大都帅进剿贼军，不过“进剿”一词实为两个字，也代俵着两个步骤。
“进”是指进兵，向贼军所在的位置挺进，缩短己方的攻击距离的意思，怎样进兵都要按照既定时间抵达目标区域。
“剿”是指攻击，具体怎么打，朝廷不管，但投入了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不能打输了。
与之前的剿寇不同，孙传庭虽然有了非常充裕的粮饷，也感到身上压力山大，在官军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首先不能吃败仗，然后才有机会击败贼军。
不吃败仗的前提就是不能让对方吃掉，尤其是要遏制住贼军的马卒优势，富有针对性的部署就是结阵御敌。
纵使贼军来个万马奔腾，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冲开官军的步阵，等挨过对方的重击之后，才能转守为攻。
这就要求结阵的时候不能松散，必须呈密集队形，左、中、右三军的间距不能过大，防止被敌骑加以利用。
为了能够正面扛住敌骑的冲击，最前方使用的楯车很多都是运粮车，粮食就在身后的山上，由五千士卒守备。
孙传庭认为哪怕贼军得知了官军的辎重方位，狡猾且悍勇，也不敢贸然绕过官军的大阵去进攻山上的屯粮之处。
作为备用方案，孙传庭也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若是贼军当真要来个釜底抽薪的话，那他便率领官军主力直冲郧县城池。
即便一时半会的没了粮草，官军所需的粮食还可以从襄阳以及陕南一带运来，过半贼军要是被剿杀掉，那就再也不需要抢粮了。
这是战略上的博弈，在战术上也是一种博弈，密集结阵就意味着一旦贼军拥有大量的远程火力，就可以给官军造成极其严重的伤亡。
步阵若是要规避对方火力，就必须散开，那就等同于溃败了。所以孙传庭还要赌一赌自己的运气如何，贼军没有配备红夷大炮便是万事大吉。
根据情报显示，距离此处战场装备红夷大炮的最近的城池，就是襄阳城，那是洪承畴的防区，除非张献忠攻占襄阳，然后来袭，否则此地的贼军倒是难以拥有此等利器。
故而在战场上收缩了己方的防御范围之后，万余敌骑才对密密麻麻的官军步阵无可奈何，犹如野狼吃刺猬，无从下口。
他们倒是可以选择迂回绕后，但在分秒必争的时候，脑子就容易发热，导致出现非常致命的判断失误，被孙传庭的以静制动的打法所克制。
孙少保认为在贼军兵力不弱，士气尚可，己方又体力欠佳，难以速胜之时，须知“进”在“剿”前，“稳”字当头，“结阵”为本，徐徐推进。
首战不求大胜贼军，但务必要确保己方不能大败，往后等摸清了贼军的脉路之后，才放出杀招，以斩草除根。
不过战场情况跟他所想有很大的出入，贼军上来便要与官军决一死战，根本就不打算逃往他处。
好在此前孙少保所部署的稳进战术是很明智的，远道而来的官军虽要主动进攻，但只要阵型不散，就可随时选择转攻为守。
只要不下令全军冲杀，就这样结阵对垒，官军便可发挥迫击炮的优势了，这算是贼军决计想象不到的仙界火器。
此款火器的实战效果非同凡响，逼迫贼军不得不让马卒前来冲阵，好在官军早有防备，才没叫对方得逞。
担任左翼的贺人龙、李国奇、左光先、郑嘉栋等四总兵皆为是孙传庭的老部下，所部也算是骁勇善战，训练有素，加之更换了大量的火器，在防御敌骑时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伤亡。
而身处右翼的李守荣、孙显祖、薛敏忠、祖大弼等四总兵所部的表现就有些差强人意了，祖大弼所部还算好一些，仅仅死伤了大约五百步卒。
另外三路人马由于没有完全防住敌骑的冲击，让贼军马卒冲入步阵，导致己方步卒在与敌骑较量时狼狈不堪，加起来的伤亡有两千五百左右。
这三位总兵麾下的兵力总和达到九千，参战的官兵也超过了七千，一战几乎就折损了不下三成人马，直白的说就是被贼军给打残废了。
官军各部的战力都是参差不齐的，即便是秦军内部，战力也有高下之分。不过新加入进剿行动的四总兵所部的战力实在是过于孱弱，这让孙传庭见状颇为不悦。
右翼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能否继续作战尚且存疑，这就等于没等进攻，己部已经自断一臂，再向前推进，他就只能依靠左翼与中军的这些兵力了。
打是必须得打的，不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孙传庭选择在清晨出兵，就是为了争取在一个白天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战果。
等到太阳落山，即便官军在战场上大获全胜，也只能放任贼军从犄角旮旯里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