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演化，是实验室的常规研究方向之一。
这方面的寻常实验，顾虑成本，经常会用微生物来进行。
成为研究生后，近一年时间里都在和实验系统打交道，对这方面的实验流程，只看数据，方然也能猜到大致的内容，无非是营造特定环境，繁衍菌群，然后引发各种环境变迁来观察细菌种群的演化特性，待到最后，则是培养皿里的种族灭绝——其实就是一次大剂量紫外线洗礼、外加三十分钟环氧乙烷熏蒸。
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们，即便全灭，方然也不会关心，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东西的生死。
但由此所得的数据，就是另一回事。
布朗教授名下的实验室，在伯克利大学生命科学部，属于中下游，原因很浅显，既然末日避难所的设计能带来滚滚财源，在大学担任教授，对罗伯特*布朗来说就只是一种消遣，或者，维持社会地位和标签的例行公事。
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种群演化，属于早年间已被研究透彻的一个领域，新的发现，每年都还会有，但作为生命科学的分支，对生命科学的前沿研究却缺乏指导价值，至于“永不下车”，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所以方然也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原本也不期待从手头的枯燥工作中获得任何永生不死的启示。
不过，结合最近困扰自己的，盖亚生物圈的大结局，他却偶有所得。
培养皿中的菌群个体，一般来说，在实验刚开始时都是同一个品种，彼此间几乎毫无差别。
这种初始态，看上去似乎理所应当，似乎在培养基上随便接种些细菌，假以时日，就可以得到一大片四面扩张的同种菌落。
但要研究种群演化，这往往就是无效的初始态：
不断分裂繁衍而形成的菌群，dna拷贝错误太频繁，个体之间的遗传密码多少总会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种群演化需要观察的关键特征之一。
所以在准备实验时，最起码的，初始菌落的dna特征要高度统一。
以此为基础，按照常规的干预策略，改变环境参数就可以观察到细菌种群的演化。
演化，不同于民众的误解，并非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是生命在繁衍过程中dna拷贝错误被外界环境所筛选的过程，从统计的角度观察，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细菌群落的dna特征分布会逐渐迁移、改变，直到与稳定的外界环境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在基因层面，这就是种群的演化。
这种表述，早在金伯利就读时，方然就在课本、资料上见过很多次。
定义虽十分简洁，实验时，观察到的种群演化现象则多种多样，结局也各不相同。
但不管怎样调整环境参数，一般而言，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培养皿里的细菌群落基因型总会趋于稳定；每时每刻，新的dna组合总会在菌群中新生、或者消亡，但是从总体上看，种群的基因特征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这种统计意义的稳定，表面上，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否定；
但考虑到盖亚表面的变迁，沧海桑田，这却又是进化论的有力佐证，证实了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生物形状、实质上是生物dna的迁延。
身为旁观者，这一切，是怎样触动了方然呢；
是种群的灭绝。
实验中，培养皿里的特定条件，会催生出特定演化方向的细菌群落，这一过程司空见惯，非但如此，环境条件的均一性、特定性越显著，菌群dna的统计角度差异就越小，彼此之间越是相似。
进而，在条件剧烈变化时，种群灭绝的概率也就越大。
观察盖亚的生命之树，从最初的原始生命，一直到枝繁叶茂的现代生物，演化的分支无数，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演化轨迹却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曾经存在的物种，都难免会灭绝，只有演化分支上距离遥远的变种才得以幸存。
物种层面的灭绝，在盖亚生物圈的四十亿年历史中，岂但寻常，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但即便如此，新的物种，又一直在不断的诞生着。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生存、繁衍，循着无限长的时间线前行，稳恒态的外界环境，催生出个体dna高度同一化的种群，进而形成分类学的“物种”，这种事，历史上必定一直在发生，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始终在缓慢演化的生物群体，本应已经适应了环境，却又会在环境的剧烈变化下迅速灭绝。
生命科学的这一领域，对永不下车的启示着实寥寥，方然很少关注。
但现如今，他却禁不住会想，倘若一个人以追寻永生为目标，对盖亚生物圈实施大灭绝，这种行为，究竟会意味着什么。
站在“那个人”的立场，或者，就是他自己的代入想象，大灭绝对永生追寻者来说是一种必须，至于这样做之后，盖亚表面会变成死气沉沉的生命荒漠，目之所及，再见不到任何生命的痕迹，这些都只是永生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