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主政一方，但张德并不能够理解时下官僚们的紧迫追求。如果是贞观五年之前的官僚，大概还能体会一番他们“出将入相”的渴望。
但是现在，目不暇接的“动荡”，伴随着诸如“迁都洛阳”、“卢氏献土”、“清崔重创”、“博崔覆灭”等等“事件”，旧有的价值观，终究是遭受到了不可逆转的重创。
“五姓女”依然是受到追捧的，但到底是不如从前。以前娶上一个“五姓女”，次级世家便能进入“五姓七望”的圈子，获得超一等世家的扶持，从而在士族阶层中，有着令人惊羡的地位。
而这种地位，自然会让他们的子弟，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乃至无往不利。
哪怕“科举”的大力推广，真正能够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依然是依附在“五姓七望”身上的那些次级世家子，即便是所谓的“寒门子弟”，上溯数代，怕不也是曾和崔氏同殿为臣。
齐心协力的“五姓七望”在范阳卢氏丢掉幽冀的大量的牧场、耕地之后，本就是让人心生狐疑，而伴随着巨野县一事，清河崔氏的光环褪去，贞观新贵们的膨胀，伴随着新学算学王学等等崛起，仿佛在朝为官，也没有那么艰难的样子。
某只幺蛾子的翅膀，虽然不能产生“幺蛾子效应”，但还是让不少新贵们眼睛一亮：煎饼原来是卷着吃的啊。
旧有的庄园经济不能说迅速崩坏，但无法再控制劳动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原先畏惧“五姓七望”的光环，但现在却发现，那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束缚在老士族之下的劳力，只要有贞观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为民请命”这种大有裨益的饭后运动，也不是不可以做得嘛。
朝廷要把农民、农奴、雇农赶到永业田、新庄园以及城镇中去，这不仅仅是贞观皇帝的期望，同样也是贞观新贵以及洛阳新贵的期望。
其中涉及到的行政成本、管理成本、利润预期，迫使着贞观君臣都在玩一款唐朝版的《勇者斗恶龙》。
巧合的是，扮演恶龙的，是五姓七望。
新式的大量使用工具的农庄，逐步替代着旧式的世家庄园。出于对既得利益的巩固，贞观新贵以及洛阳新贵，不得不以律法的形式，给予雇农、农奴更多的“让利”。而这个“让利”，是建立在对老牌世家的侵吞甚至消灭上。
而保障这个行为的，是贞观皇帝史无前例的暴力机器。在贞观十六年的当下，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暴力组织，能够对贞观皇帝发起挑战。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侵吞了大量老牌世家的实力之后，贞观君臣做到了在核心地区的人口集中，其中尤以长安、洛阳、扬州、苏州等超大城市为代表。围绕这些超大城市，行政官僚在管理自己的辖区时，可以管理远超以往数倍的人口。
而只要管理好了这些人口，未来只要皇帝的接班人不是杨广那般的蠢货，就可以轻松应对来自“老臣”“权臣”等等内部势力的挑战。
可以说，让张德从一个唐朝官僚的角度来看，皇帝陛下绝对英明神武，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唐能不能千秋万代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和前隋那般二世而亡。
然而……这些都跟江南土狗没有一根卵毛的关系。
“什么鬼？！这些损招都是跟谁学来的？”
国内有李董在推动人口集中管理，然后号召全国人民大生特生，有奖生育不敢说蔚然成风，但在关洛之间，绝对是“英雄妈妈”辈出，用“一窝能生十几个”不足以形容其万一。
可国外想要搞人口集中，或者说劳力聚集，却相当的困难。
武装捕奴或者武装贩奴是不能持久的，奴工也不可能为了黑暗的未来而努力工作。当一个奴工消极到“混吃等死”的时候，这就不是生产力，连生产工具都不算。
于是某“使命必达”的船队总扛把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从国内的亲王手里，买几个闲散的官职过来，然后拿到国外去用……
比如某个用显微镜观察自己撸一管到底有多少小蝌蚪的亲王，要不是实在是风险不可预测，他连吴王府的“国丞”都想卖给王万岁，拿去扶桑换钱，然后投资到伟大的显微镜下小蝌蚪找妈妈事业。
虚封的职位在国内是没有卵用的，然而到国外，谁特么知道？
贞观年间的跨国诈骗，就这样诞生了。
混到某些亲王府一个九品虚职的扶桑土鳖，四个字来形容那是“喜大普奔”，然后施施然地用高人一等的姿态，凌驾于自己的“同胞”们之上。
华润号在扶桑的庄园，经历第一次劳力危机的时候，被“使命必达”精神一击必杀，顺利度过了相对艰难的时期。
至于同期周遭地区的农民数量锐减，令制国税赋跌落低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当然，一个招数在某些地方可以用，在某些地方，可能就不太好用。
比如说单雄信的后人，他的做法就显得很有人情味，完全没有跨国诈骗的意思。
“这他妈又是跟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