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内。
对明朝的皇城，后世的人可能不大了解，以为是和清朝的宫城范围差不多大。
但两者相差实在是很远。
明之皇城，大约是清的十倍也不止。
南城，西苑，加上一个万岁山，方圆之大，包含着紫禁城和中央各衙门官署，再加上好几座皇家园林，委实不是后世清朝的皇城可比。
就拿紫禁城来说，一个皇极殿，规模比后来改称的太和殿大了好几倍来着，后来是清初时烧毁了重修，没有大的金丝楠木，规制这才小了下来。
在这紫禁城中，管你是起居八座，开府建衙的方面重臣，还是口含天宪，擅作威福的权阉，又或是制文衡，理阴阳，号称宰相的内阁大学士们，都得是屏心静气，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那个叫皇帝的人来转，明清异同，有一点却是一样，皇权确实是自宋朝之后集大成者，起于明，完成于清，就算明比清要开通的多，文明的多，但皇权至大，远非汉朝时皇家与世族分庭抗礼，而宋时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的情形相比。
就以在皇极门不远的文渊阁来说，这内阁制度在明末已经早就成熟，神宗年间相隔不远，当时神宗和文官集团斗争，除了军政要务及时批复外，很多按惯例办理的事，索性就不理会。而朝野之间其实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样，明亡于神宗，这其实是对内阁制度的一种侮辱和轻视了。
该补官就补官，该如何就如何，地方上事不行，是明朝官僚体系和财政制度不行，在内阁制度下，这辆破车已经是尽可能的一直往前了，又能办事，且不能威胁皇权，内阁再权重，也不是真正的宰相，相权是怎么也重不起来。
简单的例子，唐时宰相分别执掌中书省，中书令领导中书舍人等侍诏的官员，中枢政令，就尽由中书所出。
左右仆射，则领尚书，六部就是宰相直领，凡事直接对宰相负责，是宰相的属官。
中书令为中，仆射，参知政事为辅助，名实核一，唐时的宰相办事顺畅，一经大拜，就是极有权势，所以李林甫之类的权相，足以制衡天下。
至宋，因为唐时宰相权重，大宋艺祖则又叠床架屋，将宋朝官制改的乱七八糟，但凡政事，皆出两府，而宰相仪同三司，佚高权重，尊礼尚在亲王之上，礼绝百僚，论起权力，尊荣，其实也不在汉唐之下。
只是到了明时，朱元璋权力欲太重，而汉人王朝经过百年蒙元统治，浸沾胡风，以前的一套没有传承下来，朱重八在很多事上都是想当然耳，完全的胡来。
革除千年以降的宰相制度，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想当然和败笔。
因为老朱显然忽图了一件事，就是他的后代子孙，绝没有他的政治手腕和狠辣的心肠，更没有他一天干足十几个小时而不疲惫的强悍精神。
经过调整再调整，内阁终于成型。
这个机构，算是名不正言不顺，宰相不是宰相，但好歹是国家的中枢机构，自有一定之规。而大学士加尚书，也就算正经管到了六部，权力也就自然巩固了下来。
现在这个时候，大学士刘宇亮名义上还是首辅，不过所有人都是知道，这位刘阁老是已经失宠，下台是迟早的事，就是看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上半年了。
如果不知机，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怕是下场都不会太妙。
皇上这执政十来年，除了早年是几个知名的东林党老人外，真正信任和重用的就只是有两个。一个是温体仁，一个便是东林党的周延儒。
除此二人之外，也就还有一个杨嗣昌，但杨嗣昌崇祯是在军务上任他，真正的国家大政，事事倚重的，还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
要说起来，这两人又偏是生死对头。
周延儒是东林首领，东林党最擅内斗，他的党争功夫，自是不必提了。
温体仁当然也不是善人，崇祯年间，能混到内阁首辅，还独自专权数年，哪怕被攻讦退位，推荐了一个薛国观后，崇祯照样是最信任……这充分说明了温体仁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也正是东林一派，最为担心的事。
他们是拼力攻击，把温体仁说的十分不堪，但很多罪状都是因缘附会，根本不值得推敲，真正叫温体仁去职的，还是崇祯天生的帝王心病，担心臣下久为辅臣，会经营势力，威胁皇权，而不是对温体仁失去了信任的原故。
论说起来，相比办事，周延儒连温体仁一个脚指头也不如。
朝中之事，真正有担当，并且愿与皇帝站在一个阵营，苦心孤诣的解决问题和麻烦的，也就是温体仁和薛国观几个。
饷和兵，是崇祯末世的最要紧之物，但在东林那边，一提起饷兵之事，便是叫皇帝修仁德。
天灾示警，是皇帝不修仁德。
边关报警，是皇帝不修仁德。
京师地震，是皇帝不修仁德。
流贼为患，是皇帝不修仁德。
反正在黄道周和刘宗周等东林儒臣嘴里，凡事只要是内修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