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秦襄和秦道方分工明确。虽然是秦襄以大将军之尊当众重申新政，但实际推行新政的却是秦道方，秦襄主要做两件事，一是配合秦道方镇压叛乱，二是以六万老卒为基础，在接收的各种军械、火器的基础上，收编朝廷残军、扩编新军。
秦襄曾经做到过大魏朝廷的武官极致，十分明白大魏官军的优劣，讲究的是大小相制，哪怕是总兵官，也只能掌握自己的正兵营，无法直接命令副总兵的奇兵营、参将的援兵营、游击的游兵营，若是副总兵、参将、游击铁了心与总兵过不去，总兵除了向朝廷上疏参奏，还真没有其他办法。
总督也是如此，真正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的标兵营，若是麾下的总兵、副总办不愿听从总督命令，总督也是无法调动他们的营兵，这就是大小相制，小官也可以制衡大官。只是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总兵不听总督命令，就意味着双方彻底撕破脸皮，只能留下一人。一般情况下，朝廷还是会站在上司这边。
秦襄率军从东到西把齐州打穿之后，虽然扫平了所有的大魏官军，但是士绅的力量不可小觑，只要给他们几个月时间，他们就能重新拉起一支规模不小的叛军。仅凭秦襄的标兵营是镇压不住的。
所以秦襄必须扩军，留出足够的兵力驻守齐州。
再有就是，下层士兵都是贫苦出身，是可以信任的，但是中层将领难保不会被士绅们收买、拉拢，尤其是那些本地出身的将领，多半与本地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防止双方勾结，必须留下部分出身辽东的将领。
一则是辽东将领是外地人，与本地士绅没什么牵扯，二是秦清整顿辽东士绅多年，那些被士绅的拉拢的将领早就被踢出辽东军中，剩下的这些都不缺乏应对此类拉拢的经验，不敢说清澈如水，在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还是能够把持得住。简单来说，忠诚有足够的保证。
综合种种考虑，秦襄决定将收编的残军和新编的新军全部打散，使其不能串联抱团，然后异地驻防，比如东平府的兵驻守琅琊府，琅琊府的兵驻守北海府，北海府的兵驻守兰陵府等等。
秦襄率军六万来到齐州，扩军到十万，他决定再扩军两万，达到十二万之数，他会分兵五万交予秦道方，加上秦道方本就有的数千标兵营，镇守齐州。
如此一来，秦道方就能有足够的兵力来推行新政，将齐州的士绅力量彻底打散，并且镇压叛乱，还能保证秦襄大军的粮草供应。
秦襄没有后顾之忧，便可带领七万大军出兵直隶，与秦清亲率的十二万大军会师于帝京城下。
这便是李玄都在“天下棋局”中的钳形攻势。从地图上来看，就像一只巨大的螃蟹钳子夹住帝京。
在秦襄忙于扩军练兵的时候，秦道方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新政上面，尤其是圣人府邸名下的田地，丈量、清退、追缴税款是个浩大工程，不过只要做完了这件大事，收归国库的土地和税款还在其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于许多负隅顽抗的士绅是个极大的震慑，想来其余的士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先谋求天下，拉拢各地士绅，使其投降，待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来推进此事，一开始就亮明新政，打击士绅，会导致很多士绅走向对立面，誓死不降。只是这与李玄都的想法相违背，因为李玄都从来就不是谋求天下，对于李玄都而言，天下只是其次，太平才是关键。
秦清和李玄都虽然是翁婿关系，但实质上是平起平坐的盟友关系，谈不上进谏，而应是商量，最终是李玄都说服了秦清。此举固然失去了士绅的支持，可是赢得了民心，百姓才是一国税收之基石，良家子更是最好的兵源，赢得了百姓，便是天下归心。进一步来说，士绅们今天可以投降辽东，明天也可以投降其他人，断无忠诚可言，他们是大魏的顽疾，辽东不应继承这些顽疾来祸害自身，这便涉及到大祭酒司空道玄曾经说起过的得国正与不正，只是换一个皇帝，换一个姓氏，还是那些世家占据最多的土地，还是那些老面孔尸位素餐，便是得国不正，辽东哪怕得了天下，国祚也不会长久。
秦清毕竟是长生之人，没有生老病死之忧，又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孙辈继承人，故而对于天下得失的态度更为豁达，不会如寻常帝王那般过于患得患失，所以几经思虑，以长久计，最终决定退让一步，力排众议，与李玄都达成妥协。
此举也有好处，每攻克一州，推行新政，均田免赋，民心所向，百姓会自发地守卫自己的田地，辽东大军便如鱼得水，此地自然似铁桶一般，绝不会降而复叛，算是稳扎稳打。
齐州士绅早就被青阳教“梳理”过一遍，又有清微宗和秦道方的多年经营，尤其是圣人府邸不战而降之后，便彻底认命，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还有些儒生无力造反，便结伴来到社稷学宫，在亚圣和圣人的牌位痛哭流涕，痛骂秦道方：“辽东道方，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千百年来之规矩，置仁政于不顾，强取豪夺，以抄家为乐，罪行发指，民情沸腾。读书之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