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董子所言及所举大缪也！孔子以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便是直，那臣敢问，楚君何在？楚法何顾？难道说，为了孝，连忠也不要了吗？”
他瞪着眼睛，直视着董仲舒，咄咄逼人的说道：“敢问董子，若有人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行窃国之事，此人当如何？”
这立刻就让董仲舒哑口无言。
这也是亲亲相隐理论的漏洞所在。
当然，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公羊派，本就不太讲究什么亲亲相隐。
只是碍于孔子，不得不与法家战之。
见到这情况，谷梁派的一位博士，立刻就出列答道：“邓子，勿须狡辩，也不必如此玷污我辈！”
他拜道：“陛下，臣《谷梁春秋》博士王远可答邓子此问！”
在得到刘彻许可后，他一挥长袖，对邓偃说道：“若有人子，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行窃国之事，自可自缚其父，闭其家门，阻其恶行……实在不然，还可以大义灭亲！周公诛管蔡，孔子称赞，春秋曰：子从弑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诛，故曰：大义灭亲是也！”
特进元老石奋也出列拜道：“启奏陛下，臣先祖曾有训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
嗯，这石奋的先祖，确实是那位春秋中大义灭亲的主人公……
所以他出来刷一波脸，倒也无可厚非。
邓偃却是嘿然笑道：“公之言大善！”说着，他就对董仲舒和石奋以及王远长身一拜，然后，图穷匕见，问道：“若如曾子，遇其父盗羊，苦主来寻，君等何以对？是大义灭亲？还是如孔子一般，坐匿其弟子之罪行，还予以粉饰之？”
这才是儒法两派几百年来在一个小小的直躬案上你来我往，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个案子，早就已经不在直躬之案的细节上，甚至不在直躬案本身上了。
因为，这干系到了孔子、曾子以及曾子之父。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在数百年前，春秋之时，孔子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叫叶邑的地方。
叶邑的主人，是一个叫叶公的士大夫，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翁。
这位叶公自然很有钱，起码，在春秋时期属于那种有钱的名人。
而孔子师徒，周游列国，来到叶邑这个楚国的地盘时，早就穷得响叮当了。
在这之前，孔子甚至陷于陈蔡之间，窘迫到了，弟子们偷来羊，烤熟后送给孔子，孔子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弟子们偷来衣物，孔子同样也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穿。
而到了叶邑后，孔子师徒虽然没有这么窘迫了。
但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某天，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亲曾点的院子里，自然，这只可怜的羊被直接开膛破肚，祭了五脏庙。
但不巧，叶公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上门找到孔子。
叶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不好直接质问：你们偷了我的羊，给我个说法。
他就转着圈子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叫直躬的，他爹偷羊，于是将其父举报……”
孔子自然已经通过曾子（曾参）知道了这个事情，同样，孔子也是个要脸皮的，哪里肯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小偷（那样，他岂非就成为了小偷的师傅？），于是就狡辩道：“在俺们哪里不是这样的，父亲给儿子隐匿过错，儿子帮父亲遮掩过失，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总之，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一切，都只是当时的特殊形式下，一场有关面子之间的纷争。
但，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儒法之间的大问题。
甚至，成为儒墨之间百年的口水战中的一场焦点战役。
墨翟当年甚至讽刺孔子说：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意思就是在饥饿困顿之时，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饱腹有余之际，就用虚伪来粉饰自己，装扮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儒生还无耻的人吗？
顺便说一句，墨翟对孔子的态度，是诸子百家的先贤里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时候，直接称呼孔子为‘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门徒自然有样学样。
譬如曾子，被墨家门徒称为‘曾盗羊’，子贡、子路，被称为‘乱贡、贼路’……
总而言之，孔门七十二贤，在墨家眼里，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哦，或许有，冉求，是个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于子夏先生的缘故，客气了许多。
但在意识形态和屁股，以及追求上面，却是南辕北辙了。
这是因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复三代之治，以齐周政，最好把井田也复活了，这样，儒家就认为世界将没有混乱、战争、苛政。
百姓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