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女儿王焘贞生下来就体弱好哭，又生疥疮，肤色发黄，王锡爵两口子都不太喜欢她。后来随着王锡爵地位的上升，把她许配了一个官家子弟叫徐景韶的。
王焘贞大一点的时候，学四书五经半途而废，对女工也没有兴趣，却迷上了宗教，整日静坐冥想。等到终于要出阁，徐景韶却突然患病死了。
王焘贞哭了几天，声称要为徐郎守节。王氏夫妇虽不以为然，但守节这种事情，王锡爵作为朝廷官员也不能阻拦。守节也就罢了，她干脆做了女道士，声称受仙人指点，自号“昙阳子”，要求出家修行，王锡爵也依了她。于是她开始搞起了辟谷修仙那一套。
后来这事情就传开了，引来了同是太仓人的王世贞。王世贞跟王锡爵攀了本家，时常往来。此时王焘贞已是方外之人，王世贞就要求和她见面论道。论道的结果是，王世贞被昙阳子“儒释道一体”的理论折服，觉得找到了知音，立刻拜这个小姑娘为师。
从此以后，事情就越来越离谱了。也许王焘贞是真的颇有灵气和见解，也许是江南风气怪异，越来越多的文人名士慕名而来听她讲道，拜入门下，其中不乏冯梦龙这样的大牛，甚至连她的父亲王锡爵和叔父王鼎爵，也拜她做了师父。现下不少有名的文人官员，也都为她写文捧场。
王崇古作为北方人，还没有跟昙阳子论过道，对这个仙师无感。此际听王锡爵说起，心里还是从“利、权、望”几个角度出发，分析王锡爵的动机。
王崇古虽然不了解细节，但也能想到王锡爵、王世贞等辈，在利用“昙阳子”现象，掌控江南士林话语权。通过对王焘贞的包装，将士林之望凝聚在王世贞和王锡爵名下，并掌握对“儒、释、道”三者关系的解释权。
如此一来，无论王锡爵在朝如何站队，他的政治基本盘“士林之望”还是稳稳的控制在手里，即便有所差池，总有一天能借此起复——不过这养望的方法奇葩了些。
王崇古越想越觉得自己此前还是小看了王锡爵，面对自己不着调的女儿，王锡爵居然也能利用其大作文章，这哪是一个棒槌能有的格局和思路？
想到此处，王崇古脸上的笑容越发和蔼起来，两人又客套了几句，王锡爵告辞去串联别人去了。
万历五年十月三十，远在江陵的张居正关于锦衣卫在全国实施大逮捕的题本通过通政司上呈，王锡爵同日也将写满了满朝文武名字的奏本递上。
在后宫拄着拐杖行走的朱翊钧将两份奏章细细的看了一遍。不出王崇古所料，张居正面对愈演愈烈的查案扩大化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奏本中提出了不再扩大逮问范围的主张。关于刺杀张文明的凶手，此际确定无疑的是董剑雄，至于董剑雄后面站着谁，日后慢慢查也就是了。
张居正在明知道皇帝所欲的情况下，还上了这题本，其实是告诉朱翊钧见好就收，不可能一下子将反对派在肉体上消灭光。如果再继续下去，真有可能引起天下大乱了。
至于王锡爵的奏本，大部分京中官员都署了名字，因此这奏章近乎代表了此际所有京官的意见。在一众朝官看来，朱翊钧追究张文明遇刺案，和太祖时期的“郭桓案”非常类似，不过万历皇帝将刀尖对准了阻挠变法的乡绅而非贪腐官员而已。凡是知道郭桓案的官员，没有不害怕皇帝将刀尖转向的。
因此，这份劝谏皇帝的奏章中“皇上情愫至诚，为肃正纲纪，清正本源，天下臣民悉已知之。”这句话就体现出王锡爵的高水平。
在王锡爵奏章中签名的大臣，都明白这句话背后潜藏的意思，也都以谏的方式向皇帝表示了“输诚”。皇帝已经用“张文明遇刺案”向天下表明，在推行变法的事情上，宁可杀的人头滚滚，也没有一点后退和妥协的余地——这种方式的“统一思想”，也只有在皇权至上的大明朝，才有这般操作的可能。
朱翊钧览奏之后，在张居正的题本上签上“朕知道了”，然后明发，却将王锡爵的题本留中。
张居正的题本明发当日，满朝文武都知道，皇帝已经发出了妥协的信号，现在是大臣们把台阶给送到皇帝脚下的时候了。
十一月初二日，内阁次辅吕调阳和阁臣王国光、张四维在养心殿东暖阁请见，劝谏皇帝不再对“张文明遇刺案”扩大化，释放相应无关人员，并返还财产。
朱翊钧听了道：“据锦衣卫奏报，这些被逮问之家，或与董剑雄联络密切，或者互相串联，虽未有谋逆实迹，但若轻轻放过，妥当吗？”
吕调阳回奏道:“臣等以为，还是以实证究治为好。部分和董剑雄联络之家，并无谋刺的实证。固然有些攀咬的，不过是三木所求，供词荒唐且无法对证。以实证入罪，罪人当罪；以刑求入罪，难免冤狱。历代祖宗，何曾冤杀一人？臣等请皇上谨慎裁断。”
朱翊钧听了冷笑，指着自己的腿道：“丧心病狂之畜类，先谋杀朕躬，后行刺大臣家属，以阻挠变法大政，朕还杀不得他们不成？”
吕调阳见皇帝的语气中少了平日里的淡然冲和，多了些阴狠怨毒，心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