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听了，正色道：“臣料缅甸之事，五年之内朝廷也只有投入的份儿，大兵久在客地，这消耗不小但——值！。若定为国策，准勋贵、民间圈地造船，五年之期足以造船千百！按宝船之规制，臣访得一船耗料加工费不过七千两银，而千船六百万两足矣。若造出千艘宝船，安南故土也可轻取——五年后不必下西洋而能运出粮米，反哺中国！”
休假四个月的张居正回京之后，简直像变了个人，让朱翊钧又惊又喜。虽然他所说的宝船千艘不足为法，但中国人也没有制造软帆战舰的经验，张居正想象不出来也不足为奇。
尽管受到见识的局限，张居正的变化也是脱胎换骨的，朱翊钧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启发了他，让他和自己进入了高度合拍的状态。
其实，朱翊钧有此想法，是对自己办报启发民智的威力有所低估。万历三年开始兴办的三份日报，在开启民智方面是核武器级别的。
朱翊钧日常的所思所想，经常有选择的说出来让身边秘书郎整理成大纲、观点，发给三家报社。报社总编根据自己的理解，收集相关材料，形成文章在报纸上鼓吹——一个现代人的思想，由三个放大器播布民间，其与穿越成平民者，从自己身边人慢慢改起，效率何止增加千百倍，更别说还有皇帝身份、言行潜移默化的加成！
由于主编的视野限制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北京报纸在宣贯新思想的时候不免束手束脚，虽然对张居正等人有潜移默化之功，但未达到质变。且张居正忙到恨不能一分钟分成两份使用，报纸更是偶尔看看，很少入脑入心，此前并未全面厘清皇帝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治国理政的思路。
此次江陵逗留的四个月，张居正日日都能细读《南京日报》，那石破天惊的写法和离经叛道之言，给张居正来了多次思想洗礼。
逐步被冯邦宁解放的李贽，和对其言听计从的王世贞，已经把江南人心搅动的浑浊不堪，唯有大智慧者能从泥沙俱下的思潮中，理出皇帝的治国方略——而张居正，恰恰就是那种具有大智慧的人。恰因为皇帝给假在家，他有一段长时间用来沉思，考虑变法中的大明向何处去等等战略性的问题。
因此，给工作繁忙的人经常放放假，充充电，会对事业大有裨益，此乃真“福报”也——当为后世黑心老板们视为圭臬。
关于三宝太监的海图和宝船设计图，后世坊间相传，均被故兵部尚书刘大夏烧毁了——刘大夏也回不了嘴，只能背上这千古奇冤。注1]
朱翊钧不但要复永乐时万邦来朝的盛况，而且要更进一步，带领中华民族参与并主导瓜分殖民地的大潮，对海图和宝船设计图纸高度重视。万历二年时，就派人在故纸堆里翻出了包括宝船在内的各类设计图，交付中官抄录并带到了各大官办造船厂。
这两年，朱翊钧对典籍档案的保护也提升了数个数量级。后世任何一个地级的国税部门，对电子档案和文书档案的保管、整理都是重要业务。可以这样说，财大气粗的税务局，自家档案室没有达到省一或省二标准，那税务局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因此，朱翊钧对档案管理的高度重视超过了历任皇帝。
在原时空，待清政府修明史的时候，明朝廷的正规档案和典籍只剩下了四千余册，数以百万计的档案毁于管理不善和战危兵火。《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的《永乐大典》到后世仅剩下四百余册，且散落在世界各地，诚为文明瑰宝之浩劫。
如同张居正要绝东吁文法、典籍的想法一样，满清对明代文献之系统性的灭绝，也属于统治阶级的内生反应。朱翊钧对殖民地的文法典籍也要绝之而后快，对本民族的《永乐大典》则重视到了天际。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被成祖带到了北京。原稿存于南京文渊阁，正统十四年被大火焚毁。
嘉靖四十一年，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隆庆初年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
到了朱翊钧主政，一直以来因“工费浩繁”而没有刊印的《永乐大典》，被朱翊钧责令经厂开版刊印——到万历五年，雕版加上活字技术成熟后，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制版已经接近完工。
紫禁城内的君臣两人在谋划东吁王朝的下一步行动，在蛮莫的征缅军却闲下来了。
一战歼灭东吁主力后，刘显曾与邓子龙就大军行止发生了争执。刘显认为，皇帝的目的是杨威于西南诸邦，原话是让“各宣慰司使跪着将金字红牌挂上”——因此战争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下一步应该回师，打垮正在孟养的明达锡主力，然后立铜柱以记功，毁坏东吁宝井等生产设施，搞完三光后，带着金银财宝回京缴旨即可。
邓子龙和刘显不一样，乃武举出身，善书法、好吟咏，著有《风水说》、《阵法直指》和《横戈集》等，文武双全。他劝刘显道：“大帅，昔时大军前出，万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