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机构的建立是一切行政的基础。内阁扩大之后，文渊阁本就紧张的办公场所明显不够，朱翊钧将西苑南海的部分宫室进行了扩建、翻修，以宫墙隔之，并题之名为“政事堂”，作为内阁新的办公地点。
原内阁在紫禁城的办公地点文渊阁，就空出来用作内务府的办公地点，内务府下设的侍从室还在养心殿。
如此一改，内阁在空间上也变更了它本来的用途，文武百官都看得清清楚楚：以前的张居正，以“备以顾问”大学士的名头，实际担任着首相的工作。今日搬入政事堂的张太岳，则已经做到了“名实相符”，总理内阁大臣张居正执掌的就是前朝宰相的权柄。
政令在制度上的混一，大大的强化了内阁的权威，让张居正在法理上具有了控制政府的权力。可以说，除了军权、司法权和侍郎以上的人事权由皇帝亲掌，张居正的权柄之重，在历朝历代的宰相中，也排在前列。
与故宋政治制度不同的是，政事堂并非由中书门下省合并而来，也非与六部并列，而是直管变法后的九部。张居正总理政府，并分管礼部、吏部。其下设副相若干，分管其余各部：
吕调阳分管民政部、教育部；王国光分管度支部、驿政部和原工部加户部两部分职能合并而成的农工商部；张四维分管刑部和建设交通部。
六部化为九部，在分散了权力的同时，又将原有的四寺进行了集中：太常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光禄寺并入内务府；太仆寺并入驿政部。
除上述变化外，大理寺、都察院名称没有变化，职能则进一步扩大，且不受内阁管辖，与九部尚书级别并列，受皇帝直辖；
原属于辅臣部门的通政使司取消，职能一分为二，部分划归侍从室，部分划归内阁；翰林院名称、职能不变，受皇帝和内阁共同管辖；国子监归属教育部；宗人府、詹事府名称、职能不变。
在整个改革中，最让朱翊钧头疼的是六科：这个封建集权的强力抓手，放在任何一个序列都违和，且都会带来朝廷运转的低效率。
最后，经过反复思索，朱翊钧不能放弃这个朝政的纠错器和减压阀，因此六科名称未变，职能扩大：朱翊钧将朝廷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的日常管理工作从吏部剥离，放在了六科——即后世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事实证明，六科的改革成为整个机构变革的点睛之笔——在新的各部职能交叉、权力清单的确责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张居正回京之后，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搭起了架子，逐渐开始磨合的新的朝廷。在政事堂主持召开了几次各部尚书参加的内阁扩大会议之后，本就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的张居正，有一种如臂使指的感觉——发号施令不再有掣肘，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做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
因为变法后的朝廷规定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俗语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只需要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上级的命令仅有大纲，下级还有些发挥的余地；若上级命令详尽——你听命执行就好。
如果其他的宰相和首辅的能力算是航母上的重油发动机，张居正就好比核反应堆。原来他需要很多的润滑油和冷却液才能工作，现在则不用了。他终于在新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他只需要听汇报、看材料、开会、调研、分析、思考——发号施令，全体凛遵！
现在的张居正，也没有了天黑必须出宫，回家加班的限制——他可以住在政事堂。和他一样，政事堂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突破宫禁的限制，在政事堂无限加班。
由此，京师就有了三个场所在夜间灯火通明，前两个分别是教坊司胡同和日报社，新增的这一个就是政事堂。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落实的第一件要务，就是要按照皇帝在万历五年初的计划，召开宗亲大会。
为了这次会议，宗人府和皇帝已经造势了大半年，成效斐然。而且下半年的张文明遇刺案，很多刺头宗室又被锦衣卫重点照顾了一番，导致宗室改革的阻力大减。
其中，有好几个平日里在家大放厥词，攻击新政和变法的王爷和郡王，都被纳入了整治名单，国除抄家。这一下，彻底把宗室给镇住了。
这些被国除抄家的宗室，对新政和变法最不满意的，其实还不是皇帝的变法大诏，而是朱翊钧在盐政改革时没有考虑宗室利益。盐政改革让他们以前倒卖盐引的收入，全没了着落不说，朱翊钧竟然将宗室排除在采购盐场范围之外，让这些宗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然而，生气发怒也只是无能狂怒罢了。正如朱翊钧和张居正在研究宗室问题时所判断，经过两百多年的废物养成，大明已经无法再产生靖难时期的王爷。对于中央朝廷来说，如果朱翊钧不要脸，完全可以用武力甩掉这些包袱。
当然，宗室之中也有例如朱载堉父子那样的国之干城，对于有能力的宗室，朱翊钧还要加以重用，作为帝系屏藩。
更为重要的是，朱翊钧还要利用宗室，尽快的推动大明工业化的发展。